武汉夏天的热，好像尽人皆知。到底有多热?热到什么程度?热得有多么难受?武汉人倒没有外地人表达得传神。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问我：现在武汉的夏天热吧?我答：热。于光远先生说：热得怎样?我答：摄氏42度的高温连续几个星期。

于光远先生笑着摇头，讲述了这么一段往事：1956年的夏天，于光远先生应邀去武汉作报告。武汉三镇，数武昌凉快一些，有偌大的东湖，有几十所大专院校，校园都搞绿化，因此武昌比汉口汉阳都要凉快。报告就安排在武昌讲。那个时候，大礼堂一般都没有空调设备，电扇也不多，吹出来的还是热风，所以报告就安排在室外进行。到了作报告的时候，于光远先生一看，是在东湖的游泳池里。于光远先生坐在游泳池边沿讲话，听报告的人黑压压一片，都站在游泳池里。听的人倒不错，唯独热坏了于光远先生一个人。于光远先生走遍天南海北，如今已八十多岁，所经历的最热也就是武汉的这一次了。

——池莉《武汉的夏天》

凉啤酒

“论喝啤酒，瓶装的要远比罐装的美味。”这句话我以前曾经写过。我还说过“然而在日本，由于嫌麻烦，不知不觉间便喝起罐装啤酒来”。您还记得吗？呃，不记得也没关系（参见《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虽然如此，我在美国生活时却基本只喝瓶装啤酒。到超市的货架前一看，上面摆放的大多是瓶装啤酒；再看看顾客，选择成箱的瓶装啤酒的人也比买罐装啤酒的多。大概是更多的人觉得“啤酒还是应该喝瓶装的”吧。尽管搬运时多少有些沉重，人们似乎也不介意。

另外，国外有不少啤酒公司从不生产罐装啤酒，他们的方针就是“我家的啤酒，请各位只喝瓶装的”。不知何故，我爱喝的啤酒大多是这类公司的，比如滚石啤酒、艾尔啤酒、山姆·亚当斯啤酒。我的冰箱里常备这三种牌子的啤酒，根据心情挑着喝。

还有一个我喜欢的牌子，不仅有瓶装，而且也卖罐装的，那就是蓝带。并不是说特别好喝，但味道清清淡淡的，适合过午时分随意喝上几口。我住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时，附近有个酒吧卖蓝带的生啤，夏日炎热的午后，我常常去那里喝一杯。电视里总是在播放波士顿红袜队的比赛实况。

从前小泽征尔先生来家里玩，我从冰箱里把这四种啤酒拿出来，问他：“您要哪一种？”他大为感动：“哦！还有蓝带呀！”

据小泽先生说，他在纽约给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做助理时，几乎没有收入，只好过着穷日子。啤酒也只能喝最便宜的，那便是蓝带。现在蓝带已经算不上特别便宜了，但从档次上来说，大约算是“工人阶级”的啤酒，不是那种高格调的“设计师的啤酒”。大师面带无限感慨：“啊啊，好怀念哪，让我想起从前的穷苦年代了。”说罢大口大口喝起蓝带来。当然，能让客人满意比什么都好。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电影《老爷车》的主人公，是个顽固不化、倔强坚韧的退休汽车组装工，常常坐在悬挂着国旗的自家门廊里喝酒。他喝的啤酒一成不变，也是罐装蓝带。他双脚搭在栏杆上，百无聊赖地望着狭小的前院，就这样拿着罐儿喝，喝完随手捏瘪。捏瘪了的空罐在脚下堆成山。怎么看都像蓝领工人建房聚居的底特律一角的风景，蓝带啤酒与这一幕很相配。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期，在曼哈顿的廉价公寓里，小泽征尔先生喝的蓝带啤酒肯定也和那风景很相配吧，我想。”

——村上春树《爱吃沙拉的狮子》

如今我不再如醉如痴，

也不再想将远方的美丽及自己的快乐和爱的人分享。

我的心已不再是春天，我的心已是夏天。

我比当年更优雅，更内敛，更深刻，更洗练，

也更心存感激。

我孤独，但不为寂寞所苦，我别无所求。

我乐于让阳光晒熟。

我的眼光满足于所见事物，我学会了看，世界变美了。

——赫尔曼·黑塞《堤契诺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