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更值得注意的是，严君平的形象在鲍照诗中首次成为了“身世两相弃”的代表，“君平独寂寞，身世两相弃（注曰：言身弃世而不仕，世弃身而不任）”（《咏史》一首，《文选》卷二十一，胡刻本），深慕鲍照诗歌且钦慕严君平为人的李白写下“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正源于此。相较于鲍照诗歌中的孤独寂寞形象，李白笔下的严君平则充满了文人骨气，其“弃世”是对世运失望之举。严君平在鲍照笔下是被观察和感叹的对象，李白却借此掺入自我人生体悟，进一步生发出了“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的感叹，从被动接受彻底变为主动脱离，同时脱解了自身责任，明白地表露出“自我无辜”的傲世情怀。

从庄子“弃世则无累”到李、杜“身世两相弃”，“弃世”的方式和意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首先，是从单向度的“身弃世”发展成了双向度的“身世互弃”。庄子是超脱的，以逍遥物外为人生至高境界，李、杜则是世俗的，以实现功业志向为人生价值皈依。其次，个人价值的完成从虚无的精神层面转向质实的人世功名，前者只要以较高的标准自我要求，注重个人内省和对心性完善的修养，即有很大可能实现，后者则更仰赖于社会环境和统治阶层等外在因素，并非靠一己之力可完全左右。再次，庄子偏重逍遥无形，与物化一，李、杜则更偏重超越痛苦，放弃执念，其实是从“不做无为”到“为而不执”的过程。

唐李白《上阳台帖》 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