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李、杜为何会以大量诗句书写“弃世之感”？“弃世”的具体内涵如何？一是对个人人生坎壈遭际的牢骚之叹和开解之辞。李、杜的才力和自我意识都远超盛唐其他文人，李白源自对自身才华的高度自信，杜甫则来自对“奉儒守官”家世的自豪感、责任心和天性的博爱仁厚。当自我意识和价值认知与现实境遇产生巨大落差时，为求得内心世界和外在境遇的平衡，自然会以牢骚之叹发泄愤懑之情。二是个人与家国关系的拟人化，“弃与被弃”是“辜负与被辜负”的关系，李白所表达的是我本不愿弃世，是“被辜负”后的无奈之举。不论是主动的“弃世”还是被动的“世弃”，都是个人的进取意愿被外在环境辜负，价值无法实现的拟人化表述，责任在“世运（通常指在位者）”而非自身，故其诗中反复抒写“自我无辜”之感，如“白璧竟何辜？青蝇遂成冤”（《书情题蔡舍人雄》）“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古风》其三十七）等。三是从被动“世弃”到主动“弃世”，思维视角发生了反转，诗人主动与“世”拉开距离后，一种陌生的疏离感油然而生，从而引发对“身世关系”的重新思考，使内心重新获得暂时的解脱与安顿，借此带来生命不屈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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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已有专著《弃逐与回归：上古弃逐文学的文化学考察》（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著）详论“弃子、逐臣、弃妇”三种典型“被弃者”的文学形象和文化内蕴；并以系列论文关注中唐以柳宗元、刘禹锡为代表的贬谪文人“被弃”后的“执着”与“超越”心态。这种心态不仅是个体生命在被外界压迫折磨时自然产生的不屈反抗精神，更是一种对个体生命和世界关系的重新思考。而这种思考在李、杜从“单向被弃”向“双向互弃”的转变中即见萌芽和雏形。从鲍照、孟浩然，再到李、杜，继承主流传统“被弃者”形象的同时，反向度延伸出了一种类似“自我贬谪”的“主动弃世”，终至“身世互弃”的新模式。视角的切换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不仅使李、杜暂时获得了内心的解脱和安顿，更启迪了中唐大量贬谪文人，使他们在逆境中获得了超越现实，心灵自由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