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郦道元约六百年的太史公司马迁，其游历考察与撰著《史记》，与郦道元有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太史公自述，还是后人对《史记》的评价，几乎都对其游历给予充分重视。《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游历途中，往往带着明确的考察任务，《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余以为不然。”游历所获是《史记》重要的资料来源。早年的游历，仕宦生涯中的奉公出行，跟随帝王巡游以及为“成一家之言”进行的实地探访，司马迁郦道元都有极为相似的考察经历。对于难以亲往的异域藩邦，二人竟然也都要寻觅良机采访蕃使，力图获取更为直接的信息。

同样的游历活动，为何后世会出现差异如此之大的评价？问题应该出在著作的性质上，即《史记》是一部开创性的史书，《水经注》则是一部公认的地理书(郦氏却不一定认可)。既是地理之书，势必会考量是否充分开展实地考察。不过，依照当时的科技条件以及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些都不容易实现，《水经注》的成书，只能通过大量的文献搜集整理，查验比勘来完成。在不具备现代交通条件的情况下，古人的游历考察不得不依靠人力及有限的辅助动力来完成，日常起居、后勤保障也是大问题，考察范围势必受到极大限制。即便拥有现代科技条件支持的今天，要在大半个中国这样巨大的地域空间内进行实地考察，其范围与内容的完成度依然不会太高。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在明末清初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潮影响下，方才涌现出一批如徐霞客、王士性及梁份等学者走出书斋，转以野外踏察为重心，以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完成具现代地理学雏形的地理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