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梳理与方法提示之外，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周先生也有自己的解释。《水浒传》为爱国遗民之作，成稿于宋代，不能晚于元代，是先生结合文本语言、内容做出的考论。与其他三部小说在宋元以降民间积累基础上形成大不相同，《红楼梦》是个人自觉创作的结果，曹雪芹其书其人自然成为先生的讲论重点。先生讲《红楼梦》创作历程，尤其重视内证与外证的结合。说明作者曹雪芹家世背景、成书过程及文本内涵的同时，批书人脂砚斋也是讲论要点。1949年12月发表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文中，周汝昌先生首次提出脂砚斋文本角色是史湘云这一观点。先生认为，作为曹雪芹的合作对象，脂砚斋不同于金圣叹；脂批并非一般小说评点，而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芹一脂”，虽是天作之合，脂砚即湘云这一结论的主要证据则在佚失的“旧时真本”中，非经探佚钩沉难以认证。这一点，先生的讲论同样没有忽视。

分析“四大名著”读者阶层的不同社会属性，是周先生小说研究的既有思路。作为包含人生、家庭、社会、制度、伦理、道德、信仰等层面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比起一般性泛泛常识性内容罗列，先生极为看重“四大名著”的精神价值。用小说“通俗”形式，为人间众生“说法”，是周先生关于《红楼梦》的基本认识，此一认识也可视为关于“四大名著”的论评。周先生以为，《三国演义》的“义”，《水浒传》的“忠”，《西游记》的“真”，归结为《红楼梦》的“情”，此一结论，也是理解“四大名著”的精神要旨。先生用《大唐三藏圣教序》“截伪续真，开兹后学”论证《西游记》之“真”，进而与《红楼梦》之“斥伪存真”贯穿起来，同样令人称奇。在周先生看来，《三国演义》中的“群英”，《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个绿林好汉，《红楼梦》“情榜”中的众金钗之间，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以“才人”之“命运”做总结，也是周先生对于“四大名著”精神主脉把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