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一直被视为考证派大家，然而先生却极为重视观念的梳理。史官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小说，与追求哲学之真的西方小说本不相同。先生在开篇第一讲，便提出文质之分、信美之别做学理铺垫。先生一再强调，史作为外史、野史、稗史的小说，以求信为本，历史真实基础上的艺术加工，方能使其成为文学作品。先生认为，用小说通俗形式，叙家国兴亡、人间恩怨与天国奇想，也是“四大奇书”称“奇”的缘由。从本源而观，即使在中国的小说传统中，《红楼梦》亦是一个特殊存在。《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亘古未有之奇书”，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个最奇特“文本”，原因同样在于信美结合。

清代沈谦《红楼梦赋图册·海棠结社赋》

方法、观点与精神脉络

重视方法论，是周先生讲课的另一大特点。关于“四大名著”，周先生讲创作方法，讲研究方法，也讲阅读欣赏的角度与门径。众多方法中，先生最重视创作过程的关联、阅读的比较与研究的综合。周先生当然明白，“四大名著”并不在同一个层面，然给人的感觉，是不断强调四者之间的联系。讲《红楼梦》过程中，先生不时指出此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部小说的前后关联及相通之处。先生以为，《西游记》“石猴”得道与《红楼梦》“石兄”下凡故事有关联，天地人“三才”背景下的历史、社会与文化联系，也是联结“四大名著”的纽带。在与其他三部小说的比较中，先生特别看重《红楼梦》“波浪式”推进的结构特点，重视前三部小说的正面描写与《红楼梦》特殊笔法的区别。先生指出，三部小说正面阅读即可，解读用“一手两牍”笔法撰就的《红楼梦》，功夫主要在文字背后的考证与索隐。《红楼梦》前八十回真本与后四十回伪续的比较，是先生讲解的要点。《红楼梦》文本的翻译过程中语言比较，中西“悲剧”比较等，同样为先生所关注。融传统考据、义理、辞章之法为一体，对文本作综合性考论、分析、阐释，将史实考据，精神体悟与艺术赏会融会贯通，既是先生的治学之法，也是讲课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