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话语体系是通过语言符号建立起来的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体系，其中概念、范畴、表述、理论、逻辑等要素最为基本。其实即兴式漫谈与既有讲稿在先的区别，周先生一开始即有清醒认识。看似随意的漫谈，不仅思路清晰，对于语境预设、语词选择、言说方式把控，均成竹在胸。如此观，话语体系构建在周先生那里，的确是自觉行为。

《诗经》时代即已成形的汉语“雅言”，经过“五四”以来“白话”运动的冲击与欧化风潮的洗礼，本该形成通俗且科学的新的中华语言体系，然而经历过各种干扰之后，汉语的粗鄙化与僵硬化趋势日益明显。从学人代际角度观察，周汝昌先生无疑属于古今中西交汇时代成长起来的学人。先生一生屡经动荡，早年间形成的语言表达习惯并未改变。诗人之才、史家之学、儒者之心集于一身的周汝昌先生，不仅建构起自己的传统小说学研究和“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为主体的红学学科体系，学术语言运用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作为老辈学人，先生讲课使用的是典雅的白话，又是通俗的雅言。随时化用的古语已变为有生命的今言，纯正的汉语在先生的口中又是可与英文对译的学界通用之语。如此灵动而富有个性的课堂语言，在先生是学术讲解、文化传播与精神启示的媒介；由讲课记录整理而成的《中国古典小说课》文本，则是隐含着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构想的本土话语体系重构的典范。

本文图片均选自《中国古典小说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