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严于律己，生活简朴，乐善好施。不论是对远亲近邻，还是同事朋友，他都给予帮助。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但他经常从为数不多的工资里，挤出一些钱来接济有困难的亲友，自己的生活却过得紧紧巴巴，很少添置衣物。香港回归时，我随手送给他的一块回归纪念表，他看得很珍贵，一直戴到去世。我读初中时，父亲有一副不值钱的墨镜，被我不小心摔碎了。他拿着摔坏的墨镜，去配镜片，墨镜修好后，他又使用了很多年。有一次，我探亲回家，看到家里有许多破旧物品还在使用。于是，趁父亲不在家时扔进了垃圾箱，准备添置一些新的物品。他回家看到后很是生气，批评我们不懂节省，花钱大手大脚，说破家值万贯。你们要是看不惯家里的旧东西，干脆把我这个老头子也一起扔掉算了？父亲的态度，让我们左右为难，只得把那些扔出去的旧东西又悄悄找了回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冬的一天，我家里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长期在农村住队的父亲，带着所在乡的一位村干部回城办事。那时的条件不像现在，遍地都有宾馆和招待所。办完事，吃完饭，见天色已晚，父亲就安排他在我家住下了。父亲对他十分热情，从衣柜里拿出崭新的被褥，让母亲给他收拾好床铺。父母工资不高，每月都把一家人的生活费放在钱夹里，塞在被褥中间。母亲铺床时，钱包随被褥带出，而未发现。当时钱包里除了一些粮票油票肉票布票之类的证券，还有十几元钱。翌日，天刚蒙蒙亮，这位村干部说有急事要赶回去，父母极力挽留他吃过早饭再走，他也不肯。客人走后，母亲收拾床铺时，突然想到了塞在被褥里的钱包，急忙寻找而不得，马上想到可能是被他顺走了。上世纪70年代，钱很值钱，三分钱就能吃一顿早餐，十几元钱可以解决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无奈之下，父亲只好给乡里打电话，请这位村干部回来后，给父亲回个电话。当乡里把父亲来电话的事转告他后，他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赶紧又返回我家，从兜里掏出钱包，涨红了脸对父亲说：“今天回村时走得急，忘了把昨晚顺便存放在口袋的钱包留下。看我这记性，差点酿成大错，让我抬不起头来，也无脸见您。”事后，我们群起而攻父亲引狼入室，他却哈哈一笑，说人都有忘事的时候，还为这位村干部守口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