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三年（768）四月，飘零于江陵的诗圣杜甫卧病在床，于困苦中写下《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须气郁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云升。思沾道暍黄梅雨，敢望宫恩玉井冰。不是尚书期不顾，山阴野雪兴难乘。”接连使用“炎海”“火云”来形容自己身处的环境，病榻之上仍渴望着“山阴野雪”，可见难耐的酷暑给诗圣带来的心理阴影之大。

没有帝王声势浩大的仪仗随从和浩浩汤汤的离宫别馆，在车马不便的古代，到哪里避暑对人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

《兰亭图并书序》卷（画芯部分），明，许光祚，绫本设色，纵27厘米，横136.1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流觞曲水边的文士雅集

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穆天子游舂山》一篇记载了周穆王于六月北上舂山的旅行经历：“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曰：‘舂山之泽，清水出泉，温和无风。’”不过《穆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厚，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甚至在《四库全书》被列入小说家类，周穆王“中国旅行第一人”的身份真实性也常常被人质疑。

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两晋之前的山水游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先秦至两汉，自然风光并未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游记内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风景或作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作为一种陪衬背景，或作为比德的对象，又或被作家当作展示繁华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户外政治课。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封禅仪记》在文学史中通常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山水游记，记述了马第伯随汉光武帝封禅泰山的沿途所见，其中描绘泰山“仰望天阙，如从谷底仰观高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窱，如无道径通”，文字清新隽永。可惜全篇文章的重心依然围绕封禅这一行为展开，寥寥几笔景色描写仿佛吉光片羽，即刻便被强烈的政治色彩掩盖了。

旅行的意义觉醒于两晋时期。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在这个文学空前自觉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断发生变化，士人们将自然从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去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试图赋予其崭新的娱乐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

“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曹丕的《夏日诗》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避暑休闲活动之一——雅集。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会稽山兰亭那一场流觞曲水边的修禊盛事了。永和九年（353）的暮春之际，会稽山阴，茂林修竹中，文人雅士们诗赋唱和，感慨修短随化、年寿不永，这一切被王羲之记录在《兰亭集序》中。“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

文人们兴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隐居起来。《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士，与羲之同好。”南朝名士谢灵运也在《山居赋》中盛赞隐于山林之乐。“竹缘浦以被绿，石照涧而映红”，所居之处四面环水，东西靠山，草、木、林、竹葳蕤繁茂，鱼、虫、鸟、兽共生共长，密丽而不失疏朗。

对于高门豪族来说，想要兼得舒适的生活与林中的夏趣就容易多了：把自然山水直接划入自家的后花园，消暑享乐两不误。西晋巨富石崇就在洛阳城中有这样一座金谷园。金谷园因石崇与王恺斗富而建，园中清溪萦回，水声潺潺，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穿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元康六年（296），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回长安，石崇、苏绍等三十余人在金谷园中为其饯行，众人饮酒赋诗，“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

与石崇的奢靡高调相比，谢脁的《游后园赋》就多了些怡然自得的情致：“尔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阳，孤蝉已散，去鸟成行。”闲适逍遥之情跃然纸上。不过奢靡也好闲适也罢，因西晋建都洛阳，此时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且魏晋易代，大家的生命始终处于危殆状态，在生命安全问题面前，少有人能对游山玩水提起兴致。此时的避暑只是门阀大族的消遣，对于寒门士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黄粱梦。

位于河南省登封市的石淙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