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自更新世以来连续演化，生生不息。20世纪30至40年代，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化石时，发现北京猿人与现代华北人有一系列的相似特征，首次提出北京猿人是现代中国人乃至蒙古人种祖先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资阳、山西丁村、湖北长阳、广西柳江、广东马坝等地，发现了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化石，填补了直立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的证据缺环。其后在云南元谋、湖北建始、陕西蓝田、湖北郧阳等地，发现了更早的人类化石，将华夏大地人类的历史进一步拉长。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吴新智等认为，大多数中国古人类头骨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包括存在矢状脊、面部突出、颧骨高而前突、阔鼻、上门齿呈铲形、有下颌圆枕等一系列东方人类独有的性状，据此推论中国不同时期的古人类连续演化，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并提出不同地区古人群之间可能存在基因交流。

1987年，“现代人类出自非洲说”被提出，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本土古人群灭绝了，与现代中国人没有遗传关系。1998年，吴新智在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的基础上，发展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论述，指出中国、东亚自直立人以来人类连续演化，不存在演化中断，东亚本土与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虽时有发生，但未发生大规模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替代，本土人群的代代相传是这里人类演化的主旋律。

其后的古DNA分析发现，包括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内的古老型人类对现代人群有过一定程度的基因贡献。而在湖北黄龙洞、广西智人洞、河南灵井、安徽华龙洞等多处遗址新近发现的人类化石，以及对大荔人化石的重新研究、对田园洞人遗传密码的破译，则使神州大地人类从古至今连续演化的证据链更加坚实、完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