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调换任所时的旅行日记始于欧阳修作《于役志》。《于役志》全稿不分卷，记录景祐三年(1036年) 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的赴任行程。作为宋代第一篇官员赴任旅行日记，加之欧阳修一代文宗的地位，《于役志》被后来的官员纷纷效仿，涌现了一批日记体游记。陆游显然阅读过《于役志》，其《入蜀记》所记自两浙经长江入蜀行程，运河与长江交汇点以西至夷陵的行程与欧阳修赴夷陵任相同。《入蜀记》谈到长江有地名“大信口，欧阳文忠公《于役志》谓之带星口，未详孰是”。《入蜀记》按日叙事，记载交游会友，以及对名胜古迹和社情风俗的观感，显然仿行了《于役志》。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就是按日记事，不记公务，只记观览。郑刚中称“其本末次序属吏不敢私录，至于所过道里则集而记之。虽搜览不能周尽，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验遗踪而知往古。与夫兵火凋落之后人事兴衰，物情向背，时有可得而窥者”，“自吴逾淮，道京入洛，至关陕，其所经历得于闻见者靡不具载”，体例完全与《于役志》相同。外交使节行程录写作目的主要是记录境外信息和稽查使节言行，因而主要记录出境后的见闻和言行，但也有楼钥《北行日录》按日记录了宋朝境内的行程及见闻。王十朋《西征》诗中有“岁云莫矣却归来，捉笔书为《于役志》”之句，说明《于役志》已成为旅行日记的代名词，具有广泛影响。
公务旅行也成为官员们积累阅历、验证知识、增长识见的重要途径
官员赴任或离职的旅行与公差和出使比较，不同在于行程时限相对宽松，官员们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会友、游览。这也成为他们积累阅历，增长识见的重要机会。
一是交游，会见亲友故旧及沿途官员，结识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