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生涯，遇到过两位前辈投稿，印象深刻。
一是黄裳先生。因为《南都》发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他直接“投书”报社，反驳应战，却久久没有回应。后来通过陆灏先生传话，我才知道。第二位便是苏晨先生。稿子寄到副刊部，他的字一看就是长期练习书法的人写的，这样的投稿，做编辑的总会看看。
以我这十多年的编辑经验，通过邮寄收到的来稿，可用者，千分之一。这与黄先生做记者的民国时期不同，与苏先生大有作为的改革开放时期也不同。时代变了，方式变了，所以，能在最原始的渠道里结识这两位前辈，于我不能不说是十分幸运的事。
苏晨先生除了字写得好之外，文字风格也让人难忘。他最先寄来的一批稿子，都是散文，与报纸的定位有一定的差距。于是我按稿子后面的地址写信去说明情况。当时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个名字很熟，等到知道他曾经是岭南地区出版界的关键人物、当年创办了期刊界称之为“四小花旦”的《花城》杂志和曾经与《读书》并驾齐驱的《随笔》杂志等等事迹，是陆续收到他寄赠的签名本之后了。小说，散文，一次寄来两三本，隔半年又寄来两三本新的，还有一本是谈印章篆刻的书。与其说佩服他是多面手，不如说佩服他创作的生命力。他生于1930年，那时已经过八十岁了，还在写，还在投稿。
所以我后来在评《花城》杂志主编田瑛的新作时，实在是有感而发：
花城社似乎有种特别的人文传统，即，这里的编辑都爱好写作，以高龄的苏晨、范若丁先生为例，至今笔耕不辍，林贤治、田瑛先生也在编余写了大量文字……
落籍岭南之后，一是感觉近代以来这里的文化传统值得关注，二来也是感慨于传媒太关注解决问题，而不考虑何者为今天能留下来的人与物，因此我约稿较留意关涉此地文化传统的人事，点点滴滴，以为总有用处。记得给苏先生的信里，有问他能否写写跟人有关的交往，因为他是辽宁人，是当年的南下干部，六十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岭南，又从事与文化有关的职业。不久，便陆续收到他的文章，一看——六米斋里的端木蕻良、在广州遇险的巴金、“广州六月作书贾”的钱君匋、沈从文的书法……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年沈从文夫妇在广州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版）的清样，苏先生约上中山大学的学者容庚、商承祚，在家里与沈从文一起谈书法。照片上三位大家坐而论道，而苏先生座中最年少。无论文章还是照片，都是岭南文艺活动的珍贵文献记录。
后来，跟他很熟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苏先生的文章都是病臂之后，用左手写的。有一年我印了一些“带款”的文稿纸，送给师友用，很快收到苏先生手抄的两篇长文，说是送给我留念。我每年年初自印的拜年片，他写到日记里，夹在他珍贵的相片集里。提及这些事，除了我的不安和感念，最可以证明的是，苏先生对写作、对文字、对艺术的浓厚兴趣，至老不衰，遇病不减，身体力行。他的作家身份是当之无愧的。
看苏先生的照片，相貌堂堂，很有意气风发的八十年代气势。那时花城社推出《沈从文文集》《郁达夫文集》，无论选题策划还是装帧设计，都典雅大方，正是他主持的。但要读他的回忆文章，才知道那时候顶了多大的风险和压力。后来我见到这位爽快的老者，仍然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但开风气”的气质。还记得沈集的封面火红热烈，兼有民俗味，郁集则素净清雅，是林墉先生设计的。我最近陪苏先生拜访他的这位老友，才知道两个人关系之深。记得那天苏先生兴致好，我们请他写字，随便写什么都行，他推辞再三，后来左手握着右手腕运笔，写了两个章草大字“道义”。字挂在墙上一个多月，越看越觉得是苏先生应该写的两个字。
还有一件事与黄裳先生有关。我有一次在网上买到一本他的英文书TALES FROM PEKING OPERA（《京剧故事集》），触手如新，十分高兴，摩挲之际，发现封面高马得的画上有一枚印章，再仔细看，赫然是“苏晨藏画”。就是这么一本小书、一个印章，让我感到他很不简单。
苏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谈到报纸副刊的作用，五四以来的作家都是依靠副刊成名成家，留下作品。我觉得他如果做报纸，照样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沈昌文先生说的“广交朋友、请客吃饭”，是他们那代出版人的思路和理念；对文化和文化人的理解和尊重，也并不仅仅出于工作的需要。苏先生在七十年代被迫改行、做《光明日报》记者时，和书法家郑诵先结为忘年交。在北京那几年，每天晚上，趁着夜色，他溜到郑宅，聊天，写字，刻印。郑擅长章草，苏先生也受到浸染，书法以章草为主，笔力雄强，字如其人。郑诵先长期生活在北方，通过他，苏先生结识了很多北方的艺术家，如金禹民的印章便是郑老代求的：“你写字，这个人的印章一定要有。”后来结识的艺术家就更多：魏长青、李苦禅、李文新、徐柏涛等人，南方则有朱屺瞻、钱君匋等人。至于岭南的艺林人物如关山月、黎雄才、林墉等，他就更熟了。最近见到黎雄才画给他的一枚扇子，上面只有一棵大松，苍翠朴茂，貌似随意，却是精品，亦可见两人关系之深。
在近二十多年艺术品市场的成熟规范之后，艺术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在改变，也逐渐地明晰起来。苏先生的“朋友圈”，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不过，那是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时代，很多行为、关系，必须要结合那时的现实、风气。钱君匋先后给苏先生刻过五十多方印章，他说，每一方我都可以写一篇文章。他的石头都是非常好的青天、寿山，不少纽还是出自大师郭功森之手，可见他有心，也有品位。陈茗屋先生也刻过一方名印，边款说：
壬戌、癸亥际，苏晨先生主持花城出版社，笔政之余，犹成五书，为刊是石，以志钦佩。
一方出自篆刻家的石头，自有其市值，但在那个年代，它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苏先生的藏品中，有山东制砚大师石可的不少作品，鲁砚为主，几乎方方都有砚铭，有一方田横石砚台，产自即墨田横岛，石可作的砚铭是：“刚不露骨，柔足任磨，公意如何？”苏先生说：“我爱说得罪人的话，这话直指我的性格。”有一方权形的温石，石可作的砚铭是：“石名温，形如权，玩砚弄权，鉴！鉴！鉴！”苏先生说：“那时我有点小权。这是在提醒我啊。”
这样的故事，在苏先生厚厚的《砺堂自珍集》里还有很多。表面看，这部藏品集和王世襄先生的《自珍集》很相似，但更多的不是创造，而是收藏，是人与人交往的记录。每次重温老辈交往，总是觉得这样的应酬现在少了。但更少的应该是这样的朋友。所以反过来看，这样的人情几十年后才会成为后人眼中的风雅；这说法大概是成立的。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