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老真是想得太周到了！有人分析过他为什么能干成这事儿：首先是有钱。切尔西出版社看中了布鲁姆这个绩优股，在1980年代解囊相助，这使他可以在纽黑文的“工厂”雇用十六名全职员工，并且组织大量研究生为他干活：在最高峰，他一周写三篇导语，一个月出十五本书。其次是读书快。之前有人搞过一个大新闻，说布鲁姆一个小时能读一千页书，布老出来辟谣：没有一千页，四百页而已。可见，布鲁姆确实有足够的阅读量来支撑他编书。
2005年，在丛书出版二十周年之际，布鲁姆把他为这些文集撰写的导语单独出版，按文类结为六本书：《文章家与先知》《史诗》《短篇小说家与作品》（直译为“短篇小说家与短篇小说”）《小说家与小说》《诗人与诗歌》《剧作家与戏剧》。译林出版社最近先出了前三本书的中译本。
从六本书共同的前言中，我们或许能感受到布鲁姆从事编书事业和他写《西方正典》有着类似的初衷：伟大的文学造诣有着“良善的效用”：莎士比亚“能够治愈每个社会所固有的一些暴力”，惠特曼“能够使你学会自助，学会治愈你的意识创伤”。然而时间湮灭文学——“眼见市场上停售一部重要著作，叫我痛心”。
布鲁姆按照文类来编排他的导语集，则体现了他的基本文学观。关于文章（essay），他区分了两类文章家。帕斯卡尔、卢梭、塞缪尔·约翰逊、克尔凯郭尔、尼采、弗洛伊德是如先知一般的智慧作家；蒙田、德莱顿、哈兹里特、赫胥黎、萨特、加缪是风格多样的文章家。布鲁姆认为蒙田发明了现代文章，他是后来作家的导师，卢梭是浪漫主义的先驱，影响了尼采等人，而弗洛伊德，作为浪漫主义的理性主义者则从这一传统中解放了出来。关于史诗（epic），布鲁姆不仅讨论了《伊利亚特》《奥德赛》《贝奥武夫》，还把《创世记》这样的希伯来散文，把《白鲸》《战争与和平》《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这样的现代巨著归入该文类。在布鲁姆看来，史诗的特征是英雄精神，这股精神凌越反讽，史诗英雄是反自然的。关于短篇小说（short stories），布鲁姆想到的是多样性，也就是说他很难用某种确定特征来定义这一文类，契诃夫模式与卡夫卡-博尔赫斯模式之间是如此的不同：“短篇小说只是像一个又一个奇迹彼此关联。”布鲁姆这些文章的编排还告诉我们：在西方，长篇小说（novel）和短篇小说（short stories）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