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中产阶层的自我企业化管理
《小别离》中的70后父母出生于物质匮乏却相对平等的计划经济时代，成长和奋斗于改革开放，是经济发展红利最大的受益者。然而当他们的孩子进入初中，社会转型期的红利即将消耗殆尽，阶层固化的趋势已难逆转，这时他们作为中产阶层特有的身份焦虑便体现出来了。以剧中的三个家庭为例，地产商父亲可以不在意孩子的成绩，只要把孩子送出国镀金回来接手家族企业即可；社区医生和出租车司机的家庭只能指望学霸女儿自己奋斗逆袭；而公司高管和眼科医生组成的典型中产家庭则处于两者之间，一方面对女儿实施虎妈式的高压教育，而当发现收效甚微还影响女儿的身心健康时，他们也便转而选择把女儿送出国，帮女儿规避残酷的竞争，走一条“捷径”。
70后、80后的父母们面对的，是一个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且严重分布不均的现实。寒门确实很难再出贵子，家长的教育投资包括家长掌握的社会资源，对孩子的未来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里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生产（即人才的培养）中所起的作用：上一代人的经济积累，会通过一种价值转码（value transcoding）的方式，转化为下一代人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其次是文化素质（quality）如何被量化（quantify）的问题：要么通过官方认可的考试系统（中考、高考）量化为分数和学历，要么通过在市场上参与交换，从而转化为金钱或所谓“成功”。无论是哪种方式，都背离了教育的初衷和本质，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和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空间。
《小别离》中亦不乏对现行应试教育制度的反思，黄磊扮演的男主角就指出，他在学生时代学习的抛物线、反比例函数，学过之后就都忘了，自己也搞不懂当初学这些有什么用，海清扮演的妻子则道出了作为父母的无奈：“对不起，考试它考这些”。然而比这种标准化的应试制度更根深蒂固的，是人们对所谓成功和幸福人生的标准化理解。即便家长为孩子选择了高考的替代方案，避开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残酷竞争，却避不开那种“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一辈子就完了”的思维局限。接受教育，本来源于一种自我发展的需要，通过适当的方式挖掘和实现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然而在现实中，教育却难以摆脱功利色彩，通过昂贵的投入和高强度的训练，培养出所谓“高素质”人才，并在市场中将这种“素质”转化为交换价值，参与竞争，“变得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