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47年，普利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时，有一个中国艺术史的大会，当时梁思成、冯友兰和陈梦家都在美国访问，他们参加了那次大会。
当时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对中传统文化有反思和否定的倾向，但在那次大会上，梁思成、冯友兰和陈梦家看到中国古代精美的器物、艺术品受到西方的如此重视，受到触动。
回国后陈梦家起草给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写了一封信，陈梦家执笔，落款处还加上了梁思成和邓以蜇的签名。三人联名上书提出在文学院下针对本科生增设艺术史系，在研究院下面针对研究生设研究史，还提出配套建一个博物馆，来收集、展示、研究古代器物。
据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杨冬江介绍，后来清华决定“筹设文物陈列室以作大学文物馆的基础。第一步为利用校中购书特款，移作购买古物”。中文系率先拨出3000美元特款购置古物，朱自清为此向校方提出申请。陈梦家常带着专款去大户人家购买文物，还积极联系他在欧美的旧识，获得了上百件流失海外的文物，将心心念念多年的战国青铜重器嗣子壶从纽约古董商卢芹斋那里争取了过来。
社会学系的吴泽霖在云南、贵州等地采集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并委托京城振德兴的刘仁政从纽约代购了两幅乾隆御用大织造佛像。经过不到半年的收集，清华的收藏品已经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馆还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大礼堂举办了西南少数民族及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观众达4000余人。
1952年清华做文物普查，此时清华存藏品大概不到5000组件，调拨到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的是8452组件，所以清华大学截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有13000余组件文物。院系调整之后，文物馆委员会的委员和相关院系的教师都被调出了清华，一些藏品也分拨了出去。“这次开馆展览‘清华藏珍’中的青铜器部分是和国家博物馆一同策划。”杨冬江说，“其实国家博物馆的这一部分就是1956年从清华调拨出去的，这也算是一种‘回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