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卡罗琳的作家房客乔纳森·拉班的观察：“同洛威尔一起生活成就了作家卡罗琳；洛威尔发现了卡罗琳的天才，她得到了解放。他对她讲故事的方式（她爱讲精彩的丑闻故事）着迷不已，简直是夸张的杰作！她从不区分生活和虚构。”
1971年5月索尼娅·奥威尔邀请卡罗琳和洛威尔看先锋戏剧“怪人、先知和女巫的新团契”，之后有一场索尼娅主持的专题讨论会。这部妇女解放的早期宣传作品把卡罗琳和洛威尔给恶心到了。虽然他俩都同情左翼，但并没有准备宣扬女人干坏事。当年6月3号的《听众》杂志上登了卡罗琳讽刺该剧和讨论会的评论，惹了众怒。她文章结尾处引用了对剧作者简·阿登的采访，其中阿登大肆抱怨东道主索尼娅和她的自由派同伙毁了该剧的“气场”。卡罗琳还不怀好意地参观了阿登在小威尼斯运河边的豪宅，点穿了阿登革命修辞的装模作样。这文章刊出后，洛威尔给朋友写信说“全副武装凶神恶煞的女同性恋开始在卡罗琳家附近出没”。
洛威尔在贤妻挚友伊丽莎白·哈德维克和情人女神卡罗琳之间摇摆不定了许久，直到卡罗琳怀孕，他才真正下定决心离婚。在卡罗琳怀孕的头几个月中，洛威尔勉力维持了心智的清醒，没有发病。拉班说：“洛威尔控制自己，因为他看到了卡罗琳的恐慌；而卡罗琳控制自己不去害怕洛威尔。他们用一种近乎喝醉的晕晕乎乎的小心对待彼此，你能感受到双方都极尽可能地克制，他们都害怕——害怕万一有一人失控，一切将荡然无存。”
伊斯雷尔经常去卡罗琳家带孩子，他腰间挂着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常被新客人误认为是佣人。见过伊斯雷尔鼎盛期的人，看到他六十多岁的邋遢样子都会心里暗叹一口气。拉班去过他租的小公寓，“永远像被强盗洗劫过一样。椅子倒在房间中间也不扶，到处是堆积的酸奶箱子，一地废纸”。洛威尔甚至逐渐取代了他作为父亲的位置，每次洛威尔回纽约探亲，卡罗琳的三个小女儿都会抢着给他写信和诗求他快点回来。大半因为想躲开他，卡罗琳在肯特郡乡下又买了一间十八世纪初的老宅，和洛威尔搬了过去。
洛威尔在肯特的大宅里装满了海豚饰物，他极度迷恋这种神秘而智慧的生物，所以为诗集也取名“海豚”。生活中，海豚显然是卡罗琳的象征：敏感，散发着属于神秘世界的迷魅气质，对人类友善。洛威尔在诗中也写到了老宅的种种不堪，鼹鼠、荨麻等动植物不请自来，报纸送来时已经新闻变旧闻。卡罗琳自然不是好主妇，来做客的朋友往往得忍受她可怕的厨艺和乱糟糟的家居环境——近三百年的老宅冬天根本没法全屋取暖，得用上所有的壁炉、电油汀、电热器等等，以至于地板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电线。小孩多更添闹，她们养了两只猫，两只兔子，还为一只沙鼠取名叫格特鲁德·巴克曼——洛威尔的某任情人，他的第一任小说家妻子简·斯塔福德为此与他离婚，还写了一篇不留情面的短篇小说《诗人济济》（An Influx of Poets）明讽巴克曼。
1971年9月卡罗琳生下了儿子，取名罗伯特·谢里丹·洛威尔，大家都叫他谢里丹，和卡罗琳的弟弟同名。五十四岁得子的洛威尔高兴坏了，《海豚》中有一首诗便是纪念谢里丹的出生。与此同时，跟他分居的妻子哈德维克听说他正把两人的通信内容写进诗里并打算出版，既愤怒又焦急——被丈夫抛弃已经够凄惨了，连自己在痛苦中写下的私信也要被取材利用公之于众，成为文坛话柄。洛威尔假意安慰她说不会出版诗集，但私底下依然请人整理组诗编辑成书，其中记录了抛妻弃女的挣扎，并将卡罗琳神话为海豚、小虎鲸和美人鱼——为他带来新生的情欲缪斯。
《海豚》的深度自剖达到了自传体的新境界，也引起了亲友的强烈不满。诗人奥登托人转达了反对意见，洛威尔极为敬重的诗人好友伊丽莎白·毕肖普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不客气地表达了道德忧虑，“使用私人的、悲愤的信件不是‘绅士’所为，那是残忍。”显然毕肖普将绅士的价值判断置于宗教身份（基督徒）、或职业身份（诗人）之上，而洛威尔并不这么认为。
1972年洛威尔的离婚代价不菲，他家族基金的年利、缅因州的大宅、纽约的两所公寓统统归了哈德维克。他后来抱怨过，离完婚后他只剩“祖父的金表和十五本书了”。洛威尔家族财富的掌管者是莎拉姨妈，她因为谢里丹出生时洛威尔和卡罗琳还未结婚（等于是私生子）而直接否决了谢里丹的继承权。她也无法理解卡罗琳，因为她的下午茶世界里从来没有卡罗琳这样的人——美丽、富有、出身贵族、又有文才，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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