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长征中红军有两个大转折。一是在博古领导下，红军过了湘江就遭受重大损失。为了保存红军，毛泽东提议召开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回到了决策层，开始运用灵活战术，即“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那些山高路险、人迹罕至的地方，让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工具失去效力。
二是到了川西北。张国焘主张就地建立根据地，但是毛泽东认为在这么荒凉的川西北藏区建立根据地根本不会对外界有影响，而红军要想发展，共产党要想号召民众，就得抗日，就得往抗日前线。这就是“北上”的方针。
“但是走到哪去呢，其实毛泽东心里也没数，就是一种感觉。”刘统说，就是这种感觉让毛泽东坚持要过草地，到陕甘宁去。张国焘始终犹豫不决，他认为“北上”是没有前途的，所以在半路途中决定要“南下”，回四川的老根据地。
“这样就造成了红军的分裂。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没一个跟他走，而且还把朱德、刘伯承、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留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那时候毛泽东是一万人，张国焘是九万人。所以当时看起来毛泽东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但他还是坚持北上，进了甘肃到了哈达铺，看到了报纸才知道陕北有刘志丹，这才决定把落脚点放在陕北。”
“所以其实在长征过程中，决定红军生死命运的是两次路线斗争，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和张国焘的斗争。”刘统表示，“这些路线斗争表明一个道理，就是谁能领着红军走上生存发展道路。事实证明博古不行，张国焘不行，只有毛泽东的选择是正确的。”
《西行漫记》背后的
《红军长征记》
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英文名《红星照耀中国》）被很多人认为是最早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献。刘统说，其实《西行漫记》所依据的资料源于红军干部的回忆录《红军长征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