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赵超像：刘筝 绘
河南偃师出土的东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
南京老虎山出土的东晋颜谦妻刘氏墓志
临漳邺城遗址城墙东侧约三公里处发现的佛教造像埋葬坑中的一枚佛头
作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赵超先生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不仅涉及中国古代石刻、简牍帛书、玺印等铭刻资料，对古代壁画墓以及相关的壁画、画像石、雕刻也有极大兴趣，另外，他还从事过古代服饰文物的研究，着眼于揭示古代服饰的变化过程与文化背景，出版了《华夏衣冠五千年》等一系列专著。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为北大考古专业讲授过“古代石刻”，并据此完成在考古文物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中国古代石刻概论》这一专著。此后，他又完成了《古代石刻》《二十世纪简牍帛书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墓志通论》等专著。由他来谈石刻与考古这一话题，可谓本色当行。
石刻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晚清文人学者当中就流行过“金石热”，现在石刻研究又成了热门话题。您怎么看这种对石刻的持续不断的关注？
赵超：现在石刻研究也不能算是一个热门吧。只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石刻的人多一点而已。传统的金石热和现代的石刻研究从根本上是不同的。晚清文人的金石热主要是一种上层文化消遣，“避席畏谈文字狱”，躲开政治，玩玩古物。传统国学家搞金石学，把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文字石刻上，连图像都不怎么涉及，主要就看字。这跟传统学术的研究范畴有关，所谓金石之学是附着于传统经学的，目的主要在于“证经补史”。传统文人能从石刻里找出一点和经史有关的材料做一番考证，就已经很满足了。而现代研究古代石刻，首先应该从属于考古学。考古学是伴随着现代学术发展才在中国出现的，涉及面非常广，古人留下的一切文化遗迹都属于它的研究范畴。考古学注重实物考察，尤其注重下到田野进行调查发掘。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有一段时间向“老大哥”苏联学习，苏联的考古学研究所特别唯物主义，不叫考古所，叫“物质文化研究所”。所以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曾经也受苏联很大影响，注重研究物质文化。这和专门研究文字的金石学就很对立了。金石学甚至还被称为遗老遗少的学科，边缘化了很多年。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石头就是一种物质，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起到过什么作用，形成了哪些实用形制，通过石刻如何表达人的各类思想、感情？这些都应该纳入现代的石刻研究。所以，我现在做的石刻研究，基本上是从考古这个角度出发，而不仅仅是传统的金石之学。但是文字石刻有自己的特点，尤其古代中国有丰富悠久的文献记载历史，所以，仅从物质研究的角度去研究石刻是不够的，传统金石学的一些研究还有其价值所在。近几十年来，对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考古学如何去研究古代思想文化的问题也引起人们的重视。对石刻资料的关注与研究应该也与学术界研究方向、研究思路的改进有关吧。
研究石刻的人以前比较少，这几年多了一点，尤其是各个高校里面，很多做历史研究与语言文字研究的学者，都开始逐渐注意到了石刻材料。一方面，这跟新出土的石刻越来越多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学术风气的变化、学术视野的拓宽。这些学者以前可能从来没有关注过石刻，慢慢地才发现，这里面有这么多可以做的材料、可以做的文章。旧的材料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石刻里面能够找到很多新的课题。但是这些学者的做法与传统金石学的路数非常接近，还是局限于石刻的文字内容，进行资料考据。而我做的考古学研究强调的是从各种石刻材料实际的形制情况入手，梳理石刻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是我跟他们最大的一点不同。
以前做传统石刻研究的人似乎不太考虑石刻的形制问题。
赵超：关于石刻的形制，一般人最经常说的就是碑。只要提起石刻，就用碑来代替。因为他平常见到的碑最多，受碑的影响也最大。实际上，石刻的内容相当丰富，我借助考古学研究方法去做过具体的分类。就拿有文字的石刻来说，我们能看到的中国石刻形制也很多，有碑，有墓志，有造像题记，有买地券、镇墓券、舍利函等，大致上可以分成十一类。传统金石学家的分类比我多得多，晚清学者叶昌炽在《语石》里面分了几十类，有些分得特别细，像什么井阑、香炉，这些东西都给分成一类。虽然确实形制不同，但由于现存材料不多，显得有些琐碎。所以我们暂时把这些东西都归为一个大类：器物的附属铭刻。实际上，我的分类主要想通过类型变化反映中国古代石刻文字出现、发展、使用的整个过程。应该说，最早出现的石刻文字，就是器物上的附属石刻文字，用来表现器物的所有者或制造者。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早的石刻文字，往往都是在一些器物上刻个名，如殷墟小屯出土的石簋，簋耳上刻了一行字，用来反映它属于某个所有者。这种附属石刻跟当时的手工业发展与管理制度是有关系的。再往后，随着技术的演变、社会的发展，石刻渐渐变得越来越大，有了专有的固定形制，成为一种大型的、纪念性的石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具有宣传意义的石刻。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秦国石鼓文。以后秦始皇巡幸天下，到处立石勒铭，这些也是纪念性石刻。
您这种说法，让我想到了巫鸿在《武梁祠》中说的“纪念碑性”。
赵超：巫鸿提出的“纪念碑性”很有启发意义。他主要是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去看这些石刻材料的出现，说由于人们产生纪念这个观念以后，才相应地出现一些具有纪念碑性的建筑、石刻，以及其他的一些标志性的纪念品，这实际上能够反映当时的意识形态的一个转变过程。当然，如果我们具体地考察石刻出现的时间和意识形态的演变过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跟巫鸿讲的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这个说法的确很有启发意义。
您讲到了石刻对所有制的表现，又讲到了石刻的宣传性和纪念性。要承载这些思想内容，离不开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吧？
赵超：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人类社会的发展，经过了石器时代（有人说后面还有个玉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几个重大阶段。石器时代的人们就用石头这种坚硬的材料来作为生产工具，并开始考虑利用石材建筑。这就是一种工艺的产生。考古学上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有打制石器到磨制石器的变化，工具不断在发展，技术也不断在演进。现在我们发现，世界各地的岩画是人最早通过石头来表达思想意识的一种艺术形式，这里面就能够清晰地体现材料和工艺的发展。在岩壁上怎么画呢？最开始是涂了颜料来画，还有的是嘴里含着颜料吹上去的。然后就逐渐发展成用硬一点的石头在岩壁上刻画，反复地摩擦、打凿。这些都是早期石刻采用的工艺，因为没有金属工具，只能用硬一点的石头。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青铜工具之后，对石头的加工就更强一点了。而碑、墓志等石刻要进行石材加工，这一整套工艺的形成，基本上要等到战国末期出现铁器以后了。现在看到的比较早的石刻，往往不太加工外形，岩石是什么形，石刻就是什么形，刻石基本就是卵石形，摩崖就是一片大崖壁，等等。相对于用青铜工具凿刻的工艺来说，通过研磨加工文字这种方法可能出现得更早，在对石材的加工中，打磨的效果也更好。我们去看国内外的一些早期石刻，表面都很光滑，不少大概就是磨出来的。
我们知道，西方几个文明古国很早就出现了文字石刻，而中国出现的时间晚上许多，在您看来，这是为什么呢？
赵超：时间上的确晚很多，要晚几千年。这还是一个材料和工艺的问题。石刻说到底，就是把岩石加工成某种固定的形状，实际上这取决于建筑用材的发展。因为建筑石材对加工的要求很高，比如石质的阶梯、装饰的石板等等。文字石刻往往是在建筑石刻的影响下产生的。中国石刻产生得比较晚、发展得也比较慢，这种情况可能跟石材在中国建筑中出现得比较晚，而且一直不占重要地位有关系。现在所见的古代建筑遗址中，石材发现较少，大多是土木结构。之所以如此，或许跟中国古文明中心——也就是夏商周三代——处在河谷平原地区有关，大型石材的开采、运输、加工，都很不方便。而木材相对较易取得。
这可以和两河流域以及埃及的古文明的成果做个比较。现在看来，有些成果的确属于文明之谜，比如金字塔，需要的石块那么多而且大，对它们的运输、开采、建筑上使用了什么工艺技术？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探索这个问题。具体就岩石构造而言，中国常用的石材和西方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平常接触到的一些碑石的石材，和古埃及、欧洲早期国家的石材相比，硬度要大得多，像很多古罗马的雕像用的就是大理石，我去欧洲看过，很多地方出土很好的大理石，强度并不是很大，加工起来比较容易。古埃及很多石雕、金字塔是砂岩制作，那就更松软了。中国南方地区，像四川那一带是有砂岩的，这种地方的石刻开凿起来就不像北方的云冈、龙门石窟那么费力，但是风化、腐蚀起来也快。北方几个文化中心用的石材，现在来看硬度都比较大，只有等到金属工具出现以后，才能够比较细致地雕琢、打磨，做到精加工。这或许是影响中国石刻出现较晚的一个原因。基本上从战国晚期开始，石材才得到大量运用。到了汉代，就出现了很多有文字记载、刻画的石材，东汉时期更是普遍出现各式各样碑刻，形制也非常完整、成熟了。另外，造成中国古代石刻出现晚的原因可能还有意识观念和文化习惯上的不同。
其实，不单是你提到的几个文明古国有文字石刻，全世界基本上都有，比如美洲的玛雅文化就有石碑。当然，不同地域的石刻表现出来的文化上的区域性、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这里面也有非常独特的形制，比如埃及的方尖碑，在中国就没发现过类似的石刻。同样的，中国一些石刻的形制，像螭首（就是碑石上的盘龙碑头）、龟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但有一点很有意思，有一些石刻虽然地理上相隔很远，形制上却很相似。古埃及石刻里面有很多墓碑，如果撇开文字不看，单看形状，和很多汉碑是一样的。
那么，既然中国的文字石刻比西方晚那么多年，有没有可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的呢？
赵超：以前不少人都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独立自主的。我倒一直觉得，中国石刻的发展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且受到不止一次外来文化的影响。具体来说，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一个地方文化（尤其是早期的原始文化）的演变，如果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可能也会在逐渐发展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而且有迹可循。如果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就会发生一个比较突然、迅速的变化。不管是一种器物的产生、一种形制的变化，还是一种文化习俗的发展，都遵循这个规律。
就拿日常我们使用的杯子来举例。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杯子是新石器文化中的陶杯，战国秦汉流行双耳杯，耳杯之后，逐渐出现了浅口的圆杯，杯底下发展出了圈足，圈足随后逐渐变高……这种形制是随着饮食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时候，如果突然出现一个高脚杯，我们就得考虑一下，它的出现是不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石刻也是一样。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比如在还处于原始摩崖雕刻的时期，如果突然出现一种新的形制，比如很完善的碑石，那就很有可能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当然，现在没有直接的、明确的实物材料来支持我这个想法。但我觉得，中国的石刻发展到汉代，尤其是发展到西汉晚期和东汉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普遍出现了很多成熟的形制，尤其以碑为代表。如果是独立发展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这样剧烈的变化。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看西汉那些石刻，基本上没有这么完善、成熟的形制，不过几十年时间，怎么可能中国人突然一拍脑袋，搞出来一个完善的碑石形制呢？我们梳理一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正好也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了比较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
那在汉武帝之前，更早期的时候，中国的石刻有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呢？
赵超：现在来看，的确还可以推到更早的时候。不光是我，我的师兄李零老师和陈平老师，都在谈这个问题。事实上，利用石材来加工石刻，用石材给人的生活来提供便利这种做法，早就出现在秦文化里面了。和东方六国相比，秦文化使用石材作为纪念物要早得多。这一方面文献当中也有记载。秦国人的祖先在殷商的时候，是给纣王做石棺的。当然，这种记载不能全信，但起码有这样一个说法。秦国之所以发展出这种石刻文化，很有可能是在西北地区接触到了来自更西面的民族文化。因为西北民族地区的山比较多，接触石材也比较方便，可能利用石材的历史也就比较早了。先不说域外，就拿新疆来说，草原上现在就发现了很多石人、石桩。这种立石的风俗可以追溯到很早。再往西，到中亚、两河流域、埃及一带，这一片早期人类文明的核心地带，石刻发展成熟的时间就更早了，尤其是利用石雕进行建筑、装饰和纪念的历史，比我们早得多得多。埃及最早的石碑比我们要早出将近三千年。可能在西周、东周的时候，秦国人就吸收了很多西北游牧民族的文化，其中就包括对石料、石材的利用。我们现在欠缺的，就是对早期石刻的整理，尤其是从西方传到东方中间这一段。现在正在做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古，要是能够发现比较早期的石刻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环节给填补上。
感觉您这是在谈中国石刻发展的“内亚性”了，现在有中国学者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吗？西方学者应该很早就关注到了吧。
赵超：西北大学的考古队现在正在乌兹别克斯坦做考古发掘，我们考古所的同事也去了一个队，在那边做有关丝绸之路古国的考古工作。欧洲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比我们早得多，很早的时候就在中亚做考察了。德国的考古队很早就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带做发掘，当时他们是沿着中巴公路沿线调查过去的，曾经发现过北魏时期的中国人在那里留下的石刻题记，年代写得清清楚楚。我们跟西方学者对丝绸之路的关注点很不一样，我们一提陆上丝绸之路，老是提从新疆、阿富汗，走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的这条线，很多西方学者更重视的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就是从蒙古穿过西伯利亚的这条线。实际上，草原骑马民族走的这条丝绸之路可能比新疆、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这条路更早，可惜中国学者做的研究相对不足。日本学者对骑马民族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江上波夫就写过《马背上的民族》这样的研究专著。草原之路其实是比较好走的一条路，后来的中俄边境贸易，也就是茶叶交易，大量地利用这条路。
谈到外来文化影响，佛教石刻是绕不开的话题。
赵超：佛教石刻是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些年来也比较受到关注。要是按中国传统石刻的路线走下来的话，主要就是碑、墓志和墓葬雕刻这么几大类型。但是佛教进来以后，给中国石刻的发展打开了很大的空间，带来了很多新的表现题材。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石刻加工技艺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可是石刻也在逐渐受到限制。早在汉代的时候，厚葬风气就非常盛行了，甚至到了影响国计民生这种程度。那个时候不是讲“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入山陵”嘛，可想而知，有多么巨大的财富花在了墓葬上。所以汉代之后，历代皇帝开始禁止立碑，这个是从西晋就开始的。从现在看到的石刻保存情况来说，官方的禁令是起到了一定效果的，西晋时期的碑刻的确不是太多。墓志的产生也是受到禁碑的影响——地面上不让立碑了，那就埋土里吧。
到了南北朝时候，佛教比较普遍地流行开来了，首先就是催生了大量的佛像崇拜。当然，偶像崇拜主要是受东罗马文化的影响。等到佛教从西域进入中原的时候，佛像崇拜已经非常成熟了。因为当时在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建造了很多佛像，也大量开凿了石窟，这样就给中国佛教石刻的发展提供了蓝本。新疆那边开凿得就比较早，然后这种做法被完整地就复制到了中原，被官方当作一种重要的宣传和教育的手段。佛教相对于儒家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信众不仅仅局限于文化人，也就是识字的读书人。所谓树碑立传这种官方行为，往往是针对上层社会的精英的，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懂，也不关心。但是，佛像崇拜可以渗透到全社会，官方建造石窟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所以，佛教传入带来了全新的石刻内容和石刻形制，对石刻原本的范畴形成了巨大冲击。
中国以前建碑，常常采用集资的办法。比如墓碑，往往是死者的门生弟子，每个人捐点钱，一起立一座碑。地方给官员立的功德碑也是这样。佛教传入以后，就利用了这种民间集资的方法，发展得非常迅速。佛教石刻都是大量地劝化集资，信众就算只给一点小钱也要。你去看唐代那些宣扬佛教的劝善故事，有一个故事就讲一个很穷的老太太，只捐了一个铜钱去参与铸佛像，结果等到佛像铸成，她捐的那个铜钱正好贴在铸出的佛像胸前。寓意是你捐的钱哪怕数量微薄也无妨，只要心诚就行。可见佛教在当时的宣传有多厉害。这种大量的、普遍的民间集资，直接刺激了佛教石刻的发展。石刻作为一项专门技艺，是需要代代相传的，一旦发生战乱或者官方禁碑，石工就丢了饭碗，技艺就会失传，然后石刻就会退化。东汉那些碑刻非常精美，画像石也遍地都是，不仅书手的字写得好，刻工也非常精致，包括画像石在内，很多刻得特别漂亮。经过三国战乱，曹魏、两晋时期的石刻就差得远了，尤其在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地方，石刻技艺退化得特别厉害。用今天的话来讲，是佛教的传入，刺激了市场需求，创造了就业条件，才带来石刻的复兴。
关于佛教石刻，现在有哪些考古发现呢？
赵超：中国考古学中的佛教考古还是以石窟考古为主，另外再涉及一些佛教造像、佛教建筑之类的课题。这些年来佛教雕像发掘了不少，常常一挖就是几百上千件。2012年河北临漳发现了一个佛教窖藏，大概有两千多件佛像碎块，拼出来将近一千件佛像，非常漂亮，主要是北朝晚期的造像，在临漳县还办了一个佛像展览馆。上世纪末山东青州出土那个佛像窖藏也非常有名，出土的佛像中有很多精美的大型造像。近年甘肃泾川也有佛像窖藏出土。而且佛教发展不仅仅带动雕像，跟佛教有关的石刻出现得就更多了。你要建佛塔，瘗埋舍利，要做石质的舍利函，佛塔内部还有石刻装饰，比如有些石板上有题记、造像。佛教造像画，长方形的、横长条形的都有，往往嵌在佛塔内。唐朝以后大量出现佛教经幢。还有单独的造像碑、石窟造像、题记。僧人死了以后还有灰身塔，塔上也刻塔铭。塔铭跟世俗的墓志一样，稍有不同的是，它嵌在塔上，是一块石板。另外，建佛寺的时候，还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建庙经过，募地、劝善的，说明庙产的碑刻，数量都很大。再有一个，就是佛教刻经，数量极其惊人，光房山刻经就有一万多件。这些年国内又发现了不少摩崖刻经、石窟刻经。邯郸西边有一个县叫涉县，涉县娲皇宫的北齐摩崖刻经就非常漂亮，在整块岩壁上都刻满了《法华经》。岩壁都打磨得光光的，估计经过了精加工，然后刻上特别漂亮的字。很有意思的是，经上刻错的文字还会得到修补，比如说某个字刻错了，石工就把这一块岩壁凿掉，再嵌上一块石片，做得特别精细。之所以这么不惜工本，可能跟皇家工程有关，因为娲皇宫地理位置就处在邺城通向山西的大路上。
现在汉唐考古中的石刻研究也是一大热门。
赵超：石刻研究和这些考古领域的确有着很密切的联系。首先，石刻本来就是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有文字，有图像，尤其是在实际考古发掘过程中，如果地层没有受到扰动，我们能够比较确定出土的石刻就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实物的话，那么它上面的文字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记载。所以，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出土的石刻材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断代。分期断代是考古最基本的工作内容，光凭发掘出土的器物材料本身，往往不可能做出很精确的判断，最多只能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比如唐代早期或者北齐、北魏的。但是具体来说，这些东西属于谁、是什么年代，只有靠出土的文字材料断定，石刻就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挖出一块墓志来，如果这座墓没被盗过，那么，这个墓葬就是墓志记载的这个年代，断代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解决。而且，从墓里挖出的、有明确的断代特征的材料，可以用来推导、判断其他的考古发现的年代。这种类型学方法是考古发掘研究的基本方法。尤其是汉唐时期的考古，很多出土材料都需要我们利用古代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相应的文献记载进行解释，石刻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墓主人的身份、履历常常是在石刻上有记载的，这就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线索。
研究古代建筑，也同样要利用石刻研究。石质构件是一些比较典型的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典型的像佛塔，塔有塔基，塔基有舍利函，从这些方面就可以判断它的年代，它的名称，等等。汉代的建筑遗址、唐代的宫殿遗址的石质构件上有石刻文字，也有题记，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断代。而且这些石制构件的形制本身就是了解这个建筑形制的重要工具。
最后，想请您谈谈石刻研究和美术考古之间的关系。
赵超：美术考古范围太广。这里只能简单地就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谈几句。比如墓室壁画，这是美术考古研究里面必须涉及的。其实，早期石刻里面的画像石就是一种墓室壁画，也是墓室的装饰形式，只不过壁画是画出来的，它是刻出来的，区别仅此而已。要研究画像石，就得研究汉代墓葬的建筑规律和建筑形式，以及画像石在墓葬中所在位置、排列顺序和表现内容，进而探讨它要表现的思想意识、礼仪制度等。壁画实际上也是一样，在墓室中同样起着装饰的意义，表达当时的宗教思想、礼仪思想的。画像石现在是很大的一个研究课题，很多人对画像石非常感兴趣，尤其是从艺术角度来说。现在已经出了很多画像石全集，北大的朱青生就在做汉画全集，想把所有的汉画材料按科学的方法搜集公布出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
汉代画像石本身表现的文化内容太丰富了，其他各个朝代也有类似的绘画材料，比如唐代的墓葬壁画，但是没有哪个朝代留下的绘画材料能跟汉画像石相比，它几乎可以说是汉代生活的化石，以前就有一本书专门讲汉代画像石反映的汉代社会。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实际的生活景象，官吏的出行活动，大庄园里人们的生活，劳动、捕猎的场景，包括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例如历代的忠臣孝子，各种各样的天神，从东王公、西王母一直到佛像，应有尽有。这个题目我估计起码还能做上几十年，而且很多课题并没有太深入进去，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佛教造像与石窟也是美术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很多。其他像石刻的各种纹饰、专门的书画碑、石人、石兽等各种雕刻都有着可资研究的广阔空间。
（孟繁之先生对此次访谈襄助甚多，谨致谢忱。）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