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新清史视作一个学派，批评也好，褒奖也好，都在此前提下展开。您觉得新清史可以称作一个学派吗？其中的成员有共识基础吗？
欧立德：这个问题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也讨论过了。新清史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学派，它是一个虚体，不是一个实体。我从来没有组织过一个新清史座谈会，搞出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行动纲领来。相反，所谓新清史学者之间的争论很多。你可以去看一下米华健写的对《满洲之道》的批评，或者看一下其他学者对濮德培和柯娇燕的书的批评。我们彼此也常常会觉得，某个同行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那篇文章写得不怎么样，不会总是有一致的意见。我很奇怪，为什么在北京开完会之后，汪荣祖教授在上海演讲的时候，仍然把新清史说成一个实体、一个学派，为什么虽然我把自己对“汉化”的意见表达得很明白了，但是他仍然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一些不属于我的观点强加于我。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好的机会讨论这些问题，但是他当面没有提出来，等他到了上海之后才提出来，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只能说有点遗憾吧。
您前面谈到了利用非汉语文献进行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您能介绍一下现在您的学生或者其他的新清史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计划吗？
欧立德：我的学生当中有做这方面研究的，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这不是什么在我支配下的整体性的研究计划。我的学生到哈佛来读书，他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我不会对他们说因为新清史的需要，你去研究这个问题，然后你必须学习蒙古文、藏文……我甚至不会勉强他们学满文，他们愿意学的话就学，不愿意也可以不学。当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提倡利用非汉语材料，所以愿意学习满文的学生自然而然地会到哈佛来跟我念书。我最近几年毕业的学生当中，学习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的都有，我有个学生叫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他关于蒙古的自然环境与边疆的博士论文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将要出版了，用的是满文和蒙古文材料。我另一个学生欧麦高(Max Oidtmann)在他的书里用了满文和藏文材料，明年加州大学出版社会出。我的学生当中，学维吾尔文、搞新疆研究的人也不少。这两个学生做的研究，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开会的时候，宝力格和近史所的刘文鹏教授做评议人，他们提出一个很好的说法，叫“新清史2.0”。马世嘉（Matthew Mosca）在两年前出的《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的地缘政治转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也属于“新清史2.0”。这个“2.0”比“1.0”用的非汉语材料多得多。所以，有人批评新清史用的非汉语材料——如满文、藏文等——并不多，还是很公允的，这一点我同意。光强调应该用满文还不够，真正要使用的话是很不容易的。我有些搞民国史的学生就不学满文，我还有做唐代史的学生学的是中亚语言，因为要利用敦煌出土的文书。我觉得这是很有益的尝试。
一直有人质疑新清史跟西方的政治势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您能做一个正面回应吗？
欧立德：美国跟中国不一样。中国官方很看重也很关注各个学科的新的研究方向，尤其是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对国家利益是否有好处，然后采取鼓励或者抑制的措施。我不是说美国官方完全不关心美国的学者，也不去看美国学者的研究，他们会去看的，但是不会看太多，看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关心它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利益，而是从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些学者的研究是否能够为解决某个政策性的问题提供一些视角和数据。他们关心的主要是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主要看的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的论文，而且都是关注当代问题的，非常实用主义，他们不怎么会去看历史的。中国官员就很不一样。我知道，王岐山就很喜欢阅读历史，而且强调以史为鉴。一年前，美国学者福山和他有过一次对谈。福山和美国官员有过这样的对谈吗？我不知道。哈佛历史系的学者跟任何美国官方学者对谈过国家大事吗？我怀疑是没有的。如果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得到了来自华盛顿的权力上层的关注，这当然是个不错的消息，实际上，我们绝大部分研究并不会得到这样的关注。官方会注意倾听来自智库的声音，但如果有谁认为他们会重视我们这些搞新清史研究的学者的意见，这只能说是彻头彻尾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