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朝的艺术品鉴藏之发展,每逢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正是鉴藏活跃发展的大好时期,而鉴藏的重要对象———各种艺术品,包括字画和瓷器、铜器、玉器等各种古器物,本身也是前、当代社会昌明文化发达的结晶,这印证了与艺术有关的技术条件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提升。鉴藏活动开掘了艺术品的经济价值,推进了艺术的实践探索和与之相关的工艺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随着财富特性的愈加彰显,艺术品也诱发着人类本性中自私奢靡乃至贪婪的阴暗一面,因而随之产生了巧取、豪夺、贿赂、厚葬、盗墓、作伪等等与鉴藏相伴随的种种肮脏行为。
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也是十分重要的内容
无论是从中国鉴藏史完整性还是从世界文化交流的不同视角来看,域外中国艺术品鉴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域外鉴藏首先要研究中国的艺术品是如何“走出去”。古代中国虽然西困高原沙漠,东濒滔滔大海,但艺术品鉴藏活动的范围绝不仅限于中国本土,这是华夏优异灿烂的文明和坚韧不拔的民族秉性所决定的。最为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交通,分别最晚于秦汉完成了与周边邻国的沟通。借助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国艺术品必然早早地担负起文化、经济交流的使命,丝绸、瓷器因最受域外民族的欢迎而成为了主角,甚而演变为中国的代名词。到了盛唐,对外贸易线路发展到了共计七条之多,距离、规模均创空前。宋元以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和中国经济的南迁,陆上丝路逐渐为海上“瓷路”完全取代,至明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达
到鼎盛。此后朝廷屡颁海禁,海上贸易虽难以真正禁绝,但规模无疑大大受限。直至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船炮彻底轰开,但此后的贸易主导和“走出去”的方式完全颠倒,中国艺术品流转海外的方式和影响,也截然改变,鉴藏活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一样,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域外鉴藏活动的转折点。
苏联解体后,一些富豪在俄罗斯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曾被视为暴发户。但是随着财富日益增长,俄罗斯的超级富翁——现在仍被称为寡头——转向更“高大上”的追求,他们在慈善和文化事业上豪掷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