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的圆明园劫难,更是将灾难与中国艺术品直接挂上了钩,英法联军劫掠园中珍宝11天,并纵火焚毁三天三夜。这不仅导致了这座旷世园林和150万件艺术品直接被损毁劫掠,更开启了近世中国文物不断流散的噩运,成为中国鉴藏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就在清王朝命数将绝之时,又先后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殷墟书契和敦煌宝藏,正值动乱的中国无力看护这些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重大发现,仅敦煌文物就被英法俄日美等国以多支探险队名义巧取掠走至少26000余件。进入民国,仍国事动荡,战乱连绵,从出土到传世,从故宫到民间,国内外各种势力和个人利用抢掠、偷盗、贿授、骗夺、私贩、交易等种种手段,导致中华文物频频流向海外,以至无法计数。所幸的是在这段时期,虽然频遇战乱,中国艺术品最重要的遗脉———皇家珍藏,历经万险,虽此后海峡相隔,但大体未损,仍在中华子孙手中,也算创下一个鉴藏
史上最庆幸的奇迹。直至新中国建立,动荡逾百年的一段伤心史终于划上了句号。
中国被当时国际媒体誉为最具艺术气质的国度之一
中国艺术品身处异邦的命运及其产生的影响,是鉴藏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囿于地理和语言的阻隔,我们对于域外的中国艺术品鉴藏史料知之甚少,海外公私藏家的文献尤其急需今天的学者去努力寻访、挖掘。在日本,我们至今还可以看到奈良正仓院,它的价值,不仅仅是因为拥有保存完好的诸多中国珍宝,还因为它是八世纪遗留至今的中国艺术品在日本被鉴藏的原生态标本。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建立前),中国艺术品流出呈现两个特点,其一是流出量大,其二是流出等级高。就导致域外鉴藏的结果看,也形成两大状况,一,快速流散,数量庞大,现世界各地都有中国艺术品的大型收藏,其获取时间大多正是这段近世中国文物大量流出的时间;二,流散的文物多为国宝,其中许多为新出土文物。这些高等级的艺术品的流散固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伤心事,但从另外某个角度看,客观上增强了域外他国对中华文明的更多认识,中国艺术品的价值被一定程度地提升。典型的例证,是1935年,英国皇家艺术院
苏联解体后,一些富豪在俄罗斯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曾被视为暴发户。但是随着财富日益增长,俄罗斯的超级富翁——现在仍被称为寡头——转向更“高大上”的追求,他们在慈善和文化事业上豪掷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