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化的潮流中做一座孤岛是不可能的，戛纳的策展和选片策略在变与不变之间摇摆。它迟疑地接受了VR作品的特别放映，但是，组委会又用心良苦地把伊纳里图导演的VR作品《肉与沙》的放映安排在远离电影宫的一处海滩偏僻之地。它接纳互联网公司Netflix制作的两部电影———《玉子》和《迈耶罗维茨的故事》进入主竞赛单元，而评审团主席阿尔莫多瓦言出必行地没有把任何奖项颁给“因为会直接在网络平台播放而不进入法国院线的电影”，即便奉俊昊导演的《玉子》技艺娴熟地在类型片的外壳里注入对韩国社会结构的反思。这是阿尔莫多瓦导演个人的审美选择，还是他为组委会代言，都不重要了，发生在影展组委会、法国放映协会和Netflix之间的风波和口水仗，真相是新旧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电影本身的质量和创作者的声音反倒被忽略。
如果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揣测，当技术的风暴撼动影院的大门，戛纳影展也许仍在维持电影业里老派的一面：老派的制作、放映、评论等方方面面的崇高感。就像主竞赛单元里的那部法国电影《敬畏》，导演饱含深情地回望了1968年的戛纳影展，还找来法国最文艺帅气的男演员路易·加莱尔演盛年时的戈达尔。戈达尔的回应就有意思了，他听说了这电影的内容后，事不关己地说了句：“一个愚不可及的决定。”
以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戛纳影展是一个社交场合，不过它的意义恰恰在于此。瑞典导演奥斯特伦德接受金棕榈奖时，在领奖台上语无伦次，他有理由激动，一个金棕榈奖不足以判决他的作品质量，那要交给时间才可靠，但这个奖意味着他进入了电影圈的最高级社交圈———一个能和好莱坞核心圈平起平坐又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名利场。
所以，戛纳影展在70岁上度过一个过分平淡的庆典，其实也不是那么要紧，它要维系的，从来都不是泛泛的观众，而是类似当年英国文学界“布鲁姆斯伯里”那样的圈子。年复一年，好莱坞的电影人会赶在蔚蓝海岸最美好的季节，倾巢而出；年复一年，老牌强悍的欧洲发行公司瓜分着主竞赛单元的名额。
“戛纳”自始至终，只是属于从业者的大悲大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