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比如我写考功郎,很多人就说不能这样写,应该是考功员外郎。但是闻一多就写杜甫是考功郎。我能看出来你们做学术的不知道闻一多有这种说法,所以我怀疑你们的学术水平。”
这两段话中对于学者的批评着实有点儿冤枉学者了。第一条,北宋人诗中的一句孤文单证,不足以籍此下一论点。而且北宋距离杜甫时代太远了,就算找佐证也要首先从唐代找起。第二条,不是不知道闻一多的某个说法儿,就代表学者学术水平有问题啊,不是说谁说过某句话,他这句话就可以作为一个观点被因循的。
他还说,“有人觉得杜甫最有意义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有人就指出这是面子话。”“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把自己比喻成朱买臣。他应该是感情上受过挫伤,说人家是物质女。”
六神磊磊诸多行文如此,或者是不置可否地罗列观点,或者是带着今天的一些价值判断去做陈述。还有在对于一个诗人的叙述上,又有种避重就轻的感觉,比如杜甫是不是在意知音,杜甫和妻子的关系,杜甫从一而终的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些杜甫研究上极为细枝末节的东西,并不是支撑杜甫成为诗史,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重要诗人的主要原因。
甚至如果你在写杜甫的时候,连他是否真的有家国抱负还是面子话都做怀疑,对杜甫理解的深度也将大打折扣。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政治变局,对杜甫后半生命运及大半部杜诗发生极大影响。该变局造成的伦理和政治、社会悲剧,杜甫以廷争、弃官、不赴诏等行动,以《北征》、《收京三首》、《洗兵马》等诗篇,作出了自己所可能作出的最大努力的弥缝和抗争。与此同时,杜甫亦颇寄解救此伦理和政治悲剧的希望于一些人,如严武、李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