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背包、墨镜、草帽，是阮义忠外出的标配物件，必带的还有背包里的徕卡相机，但是跟拍的几天里，极少见到他掏出相机。阮义忠的摄影作品给人留下最鲜明记忆的，是台湾田埂乡路上的那些孩童、老人、女性，不少形象已成为上个世纪台湾乡土社会的符号。当沈星问他，这些年为什么不再按快门了，阮义忠的解释是：“我还按，可是我不想拍人了。”
在台北的工作室里，我们看到了最新版本的《当代摄影大师——二十位人性见证者》,“这本书在大陆已经出了五个版本了，”阮义忠自信地说，“我相信再过个三十年它也不会被淘汰。”三十多年前，阮义忠所写的那几本关于当代摄影的书籍，打开了世界摄影文化的大门，他自办了十年的《摄影家》杂志，启蒙了两岸几代摄影人，为此陈丹青把他称为“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更有摄影界的人尊称他为“摄影教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