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巨大的树状结构所支撑的展厅内部
相对而言，市政大厅改建得比较多，展览空间也比较完整；而高等法院几乎保留整个法院的结构，参观者依旧可以看到过去的囚室和大小法庭。所以“高等法院部分”的展厅大多小小的，有的一个厅只能展10多件展品。在完全几乎原样的保留和有所翻新之间，参观者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建筑。
当时李光耀宣誓就职和日本人投降房间，都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作为参观美术馆的重要的一部分，也提醒着参观者这栋建筑和国家的过去。
而作为过去的办公场所。事实上是不合适作为公共建筑供人参观的，所以改造成美术馆后，空间是很大的挑战，要设计如何疏导人流，并导引观众去不同的地方。所以在开馆前我们有模拟过人流走向，而开馆至今，我们也有相关人员做继续的研究，慢慢完善导览牌、展示区域的位置。我们也在不断借鉴其他老建筑改造的空间设计，并持续完善自身的建筑格局。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布局图
新加坡与东南亚美术史，还没有被很好地了解和研究
澎湃新闻：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主要定位在“东南亚”，没有只着眼于本国，也没有扩大到亚洲，缘何做此定位？
陈维德：我们觉得，新加坡与东南亚美术史，在新加坡国内、中国乃至整个国际，都没有很好的被了解和被研究。
作为公立的国家美术馆，对新加坡本国美术史的书写是最主要的任务，而新加坡处于东南亚区域之内，所以新加坡的文化战略不能只看新加坡，而是要放在东南亚整个文化语境中看自己，要去看一些周边的国家。所以定位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的主要任务也是让包括本地的、东南亚的和国际的观众了解新加坡，也了解新加坡所在的东南亚区域的美术史。
钟泗滨，《晒鱼》，水墨，1978年，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藏
澎湃新闻：你们举办的一部分展览侧重对于对殖民文化的讲述，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维德：新加坡美术史是从1890年开始书写，那时新加坡正式开埠成为英国殖民商埠。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当地人看待美术的方式发生了一个迁移的。当外来文化出现之后，再看自己的文化，就会出现新的理解和认识，有很大的一种迁移。所以把时间定位在1890年。同样，从那个时候开始，东南亚和新加坡成为了西方艺术的镜子。所以开馆以来，我们通过几个大展讲述文化视角的迁移，我们也通过展览来重新反省“西方视角”的问题。也通过展览建立起这样一个论点：不能简单的把新加坡艺术和东南亚艺术看作是受西方的影响。虽然有过殖民史，但是两个开馆就变成了一种重新考量和看待这段历史的方式，并不能简单是作为一种殖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