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年的中国观众未必能轻易接受影片营造的疏离效果。“冷战”尚未结束，我们看外面的世界如隔岸观火，只有苏联反而亲切可感。毕竟曾为“老大哥”，多年受苏联文艺的熏陶，心目中的英雄是保尔·柯察金，耳边的情歌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西方世界才陌生遥远，心理上的阻隔今天看来难以置信。不料中苏交恶，老大哥变成“苏修帝国主义”、中国的“最大威胁”，面目狰狞可憎。美帝国主义从朝鲜战争起一直是最险恶的敌人，不共戴天，1972年却逐渐解冻温和起来。等到改革开放，整个西方形象变得暧昧了，官方说法仍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对象，实际生活中却是学习追赶的目标和发展的未来。整个80年代，法、意、美、英、日各国影片蜂拥而至，影院和电视荧屏上充斥西方影视。国人大开眼界，耳熟能详的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电影，渐渐隐退，失却光环。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图景开始错位、颠倒，银幕上的人物和角色认同也逐渐调整，人性、家庭、个人深入人心，未来乌托邦投射到西土彼岸。偶尔看到电视上重播老译制片，如今回顾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朝鲜老片，反而觉得陌生，更异国情调，比西方电影费解。
五、两个时代的间谍
间谍片是喜闻乐见的商业类型，在电影市场上经久不衰。与后“冷战”间谍片相比，《蛇》又颇有独到之处。主人公弗拉索夫这个角色，个人信息交代不多，没有生动的传记性铺垫，以戏剧性突转，改变观众的认同：从一个叛逃到自由世界的迷途知返者，到用心险恶的双料间谍。谜底一旦揭开，情节急转直下，观众从爱到恨一瞬之间，这是间谍片的基本套路。《蛇》有何与众不同呢？我们最熟悉的类型是"后冷战”间谍片，主人公身份往往游移不定，属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者”，影片不渲染其政治理念，也不强调其归属的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比如美国片《谍影重重》（The Bourne Identity）（2002年），主人公杰克·波恩（Jack Bourne），从开始便失去身份和记忆，整个情节是寻回身份的历程。中情局为幕后的邪恶力量，不断阻挠波恩揭开真相，片子基调为反国家。在电影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下，潜在观众分布在世界各地，要期待世界观众都能移情，必须剥离人物的政治归属，凸显个人境遇的孤独。“他者”与主流、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疏离感，让观众从自己的经验去体认主人公的无家与落魄，间谍片实际是游荡者的传奇，国家身份、共同体认同与政治意识形态在惊心动魄中消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