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村戏”里的悲欢，当然有时代的翻云覆雨，郑大圣给自己的电影定位为“历史片”，可他也说过：“这个故事里没有坏人，也没有无辜的人。”“人”比历史更重要，或者说，历史归根结底由这些微观的“人”汇聚而成。
在被送去城里的精神病院前，“疯子”在村公社里唱了一段“钟馗捉鬼”，通过一折老戏，在疯子和钟馗之间确立类比关系，这就让“村戏”跳脱出年代的局限，也不仅仅是过去的往事和今日种种的对话。这个细节让整个故事的悲怆意味延伸到当时社会个体和族群的复杂关系。老戏里，钟馗是一个“圣徒”和“超人”，但他也是一个饱受委屈、无法在人间存活的人。《村戏》 里，路老鹤和站在他身后的村民们，最终无情地放逐了在危难时救过他们的王奎生，但这些人并非大奸大恶之徒，他们只是最普通也最艰难的一群农民，他们对土地、壮劳力和收成的渴望，是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农民和土地关系的缩影。在这个意义上，《村戏》 固然有它批判的一面，但更多时候它流露了对个体的同情，在同情中，有着对当时农村的艰难和局限的深刻洞察。
梆子是种极热闹的地方戏，它从不凄凉低回，哪怕惨烈，唱起来还是铿锵的。《村戏》 也是这样，随着胡琴声起，梆子的音乐一次次出现，高亢饱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