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
澎湃新闻：您初来美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是什么？
帕慕克：好问题。我是1985年和我前妻一起来的，接触到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等各种资源。那是电子革命的前夜，我来自视野相对狭隘的土耳其，它的文化产业很小，突然间，我接触到这个巨大的文化资源，尤其是美国高校、文化组织、电影等。当时电影非常重要，而且也很难获取。那年我33岁，在土耳其已是知名作家。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冲击促使我询问自己：我的土耳其身份是什么？什么是“土耳其特质”？当时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但我对苏菲派、穆斯林文化及文本都不太感兴趣；我在政治上是一个亲西方的自由人士，我更多的是向欧洲寻求先例。当我第一次来纽约、经历那场文化冲击后，我开始阅读更多经典的土耳其文学、奥托曼文学，或许我开始对自己说：我的老天，世界文学这么丰富，美国文学这么丰富，土耳其文学在什么位置？我开始为此忧心。
当时我很幸运，哥伦比亚大学有人读到我的小说，他们聘请我做访问学者。哥大有很多优秀的土耳其藏书，奥斯曼帝国时期著作。我阅读了这些书，并完成了小说《黑书》。文化冲击帮助我重访作为土耳其人的根，但重访方式并不是老派传统的，而是后现代、实验的。1985年，后现代主义在这里非常重要，我从中学到很多。我称自己为后现代派小说家，很多人不愿被冠上这样的称号，但我并不为此尴尬。它拯救了我。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帮助下，在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的启发下，我以一种全新的、当代的方式讲述奥斯曼故事。这是我的文学的根基。
澎湃新闻：当您经历文化冲突时，是否也会对这种文化进行批判？
帕慕克：进行文化批判很容易。我在文化身上寻求的不是它失败之处，而是我可以从中汲取、用来表达自我的东西。打个比方，我收藏了很多中国山水画，为什么？我在写《我的名字是红》时，我对印度画和中国画产生了兴趣，于是读了很多相关著作。对我来说，它们是很好的资源。但我并不是中国画专家，也不是后现代文学的专家。我了解它们，向其借用。文化对我来说像树，结了可口的果实，供你采摘，加以使用。每个文化都有弱点，有无聊的地方。但当我对它不感兴趣时，我会想，或许是我自己对它缺乏了解。我批判政府，但对文化态度更温和。在纽约时，我的女友、家人、朋友都不在身边，我常去博物馆。每年在纽约教一学期的书对我来说很重要，它让我得以脱身祖国糟糕的政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