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里奥·梅尔茨最为享负盛名的创作是斐波那契数列系列和冰屋系列,前者的数列从第3项开始,每一项都等于前两项之和。艺术家用霓虹灯打出数列数字,预示宇宙的生命生长原则——它频频出现于自然物体之上,比如甲壳、树叶、圆锥体,还有兔子繁殖。艺术家曾在访谈中表示,反复使用这个数列是为了象征同一单元事物的激增,而非多样化。例如资本的激增导致了现代的几次世界大战。激增导致对传统的破坏,激增也使得个体变得微不足道。与此相反的,冰屋创作使用不同材料和形态,类似游牧一般的半现实空间,在其上打着具有时代烙印的标识文字。
雅尼斯·库奈里斯则从架上绘画进入一种新颖的材料装置,1969年在画廊展出的12匹活马久久被人津津乐道,2011年北京举办的个展《演译中国》中,他则用上了盛满二锅头的4600个酒杯。动物、火、金属……库奈里斯有一个庞大的材料词典。但是与杜尚等不同,库奈里斯始终认为,艺术就是艺术,它不应该稀释在生活中,这也反映在其他贫穷艺术艺术家的作品中,米开朗基罗·皮斯特莱托使用镜像,阿尔多·蒙迪诺引入异域文化,阿里杰罗·波提制作刺绣地图……艺术家“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叙事,但他们的态度都清楚体现出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早期对艺术方案的彻底反思,以及根据实际社会文化环境重新定位艺术,重新将其置入实际社会文化环境的上下文中。”策展人罗兰·艾格说道。
回归具象绘画的“超前卫”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表现主义涌动于整个西方艺坛,超前卫正是它的意大利版本。超前卫反对极简主义和观念主义艺术,与贫穷艺术相反,它提倡回到架上,回到画布,就像恩佐·库基所说:“我从不去看周围环绕我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环绕我的气氛和存在状态……我并不是要再现大海,我只是去感受海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