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的电影是一场大雨，希望观众不要带伞。
他说有的电影院是一个游泳池，大家看电影就是一起游泳。
他说时间是一只鸟，为了让观众看见这只鸟，他得找个鸟笼。那个40多分钟的长镜头就是他的鸟笼。
有趣的是，这些比喻让毕赣自嘲陷入了一种“无效”的死循环之中——因为最近常有记者或者观众问他这些比喻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因为不想说明我的电影才说这些比喻，结果现在又让我解释我的比喻。”
“伟大”的电影
实现了与时间对话
《路边野餐》最初的名字叫《惶然录》，这个名字也许更加贴合影片的气质，看完电影的人也许并不能完全明白电影说了什么，但那种恍惚的感觉却是会实实在在萦绕心头的。
毕赣是那种被某道“灵光”劈中了的人，在他的电影里，能感受到这个导演具备属于影像的直觉。尽管这种直觉里也带着致敬他钟爱的侯孝贤或者塔可夫斯基，甚至锡兰和阿彼察邦的影子，但这种致敬绝不是拙劣的模仿，倒是在这些电影作者的时空语法里领悟到自己的语言。
这是一个并不怕剧透的电影，剧情简介看起来很“玄乎”，大致是说一个年轻时候坐过牢的诗人陈升带着母亲的遗愿，踏上旅途寻找弟弟抛弃的孩子，去镇远县城的路上，来到了一个叫做荡麦的地方。那里的时间不是线性的，他似乎在这个地方，经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与他逝去的爱人在一个神秘的时空获得重逢。
要认可这部电影，也许很重要的一点是，观看的人要能够认同诗歌的价值。诗歌所提供的阅读美感，支离破碎的词句拼凑之下延伸出广阔的想象空间，这与这部电影有高度的相似性。
《路边野餐》的文学策划陈骥还记得在拍摄过程中，因为总是穷得弹尽粮绝，他和另一位副导演杨潇都要和毕赣一起给整个剧组“打鸡血”，向大家宣扬，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但毕赣说的“伟大”是认真的，“《路边野餐》对时间时态的运用上是过去没有电影做到的，那它就是伟大的。能隔着鱼缸把金鱼抓出来的人特别特别少，我觉得我在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伟大的。我当时像牛顿研究某种物理一样，告诉大家苹果为什么会掉在地上，我们一起拍电影就像研究这个落地的过程，这就是伟大的。”等到电影拍完，在国际上拿奖，参加了数十个电影节，毕赣确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借由这部电影跟时间这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对上话了，就特别有成就感。追忆、跟时间对话，我竟然对话到了，就特别喜悦，觉得当时预期的伟大套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