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缺钱，拍摄的条件很是艰苦，不过穷归穷，《路边野餐》的剧组里，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就是酒。几乎每天收工，剧组都要聚在一起喝酒，贵州的米酒劲道足，毕赣喜欢看组里人喝醉的丑态，有时候也会因为前一晚喝多耽误了第二天的工期。也许《路边野餐》里始终透露出微醺恍惚的气质与此也有些关联。
《路边野餐》最初不过是一个极为单纯的初衷。毕赣连同影展上认识的朋友，又联络了北京一些艺术院校的学生，组了个“草台班子”剧组，大家利用暑假时间想完成一个长片。当时电影甚至没有报备龙标，许可证是在影片送往瑞士洛迦诺参赛期间才补上的。但由于影片上乘的艺术水准，吸引了制片人沈旸的介入，作为监制，注入资金，完成了更加成熟的后期。之后更多的奖项加持，让几家宣发公司先后表达了发行这部电影的意向。
既然意外地有人愿意发行，毕赣要面对的事情就不再是创作的单纯。十八个城市的路演，毕赣要一遍遍地向观众说明他的电影观。
接受采访多了，他也渐渐习惯这些附加的工作。“以前100%拒绝，现在拒绝70%和外界对话。目前我已经被开掘到最大的合作限度。”
不过，《路边野餐》的确是个晦涩的片子，表示“看不懂”的观众大有人在，发行方让毕赣录制了一条导演音轨，解说电影中的镜头、拍摄方式及导演意图。毕赣虽不认为这是好办法，但也配合了。“录音轨是一个不太好的主意，但不至于特别傻逼，也没有违背任何伦理道德，那我就配合一下。”但毕赣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或者意愿去接近观众，“从我写剧本到拍完的每一天，都不是为了要与他们对话。作品自然会找到能够对话的人。”
很快，毕赣会和《路边野餐》的制片人一起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公司的名字就叫“荡麦影业”。毕赣开这公司的目的听起来也很自我，“做公司完全不在计划中，我就是想有自己的节奏，如果我的片子是别人来主投的话，那就难免要被别人牵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