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这些例行展示伊朗社会的乘客，最有趣的还是贾法导演身份引出的迷影乘客。欧米德是制作和发售盗版盘的商人，电影素养颇高的他自然一上车就认出了贾法，并且指认出男小偷和女教师最后的对话与导演作品《深红的金子》中最后一幕咖啡馆场景很相似。欧米德把自己吹捧成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没有他伊朗人民就看不到《行尸走肉》和伍迪·艾伦，甚至也看不到被政府禁止发行的贾法的作品。欧米德去送盘的对象恰好是学电影的青年，对他俩来说，见到贾法都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欧米德谎称贾法是合伙人，而青年则借机请教找不到拍摄主题的千古难题。当侄女汉娜上车之后，小学生短片作业遇到的困难带来了更多关于影像与真实的讨论。汉娜原本已经拍到了邻家姐姐的残酷恋爱经历，但却因为内容不适合公映而不能使用，因为在公映的影片中女性必须佩戴面纱、正派人物不得打领带、男女不得有接触、不能表现悲惨的生活与暴力的镜头、不能涉及政治与经济话题等等。汉娜的苦恼正来源于她不知道“传播阴暗思想”和“实事求是但不涉及真相”的界限在哪里，更不知道如何在影像中区分“真实”与“不真实”。在老邻居给贾法看的监控录像中，他被人殴打抢劫，令贾法意外的是他不仅没有报警并且还同情施暴者，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没人会选择作恶。他所期望的不过是这些监控视频有朝一日能成为电影素材，高压不能改变伊朗，但影像或许可以。
贾法的导演身份和电影作品被迷影乘客们反复提及，对他们来说，贾法成了一个可以被不断引用的对象，不是电影复制了生活，而是生活在时刻印证电影，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位置再次颠倒。年幼的汉娜虽然只是在完成一份学校作业，但也被迫开始参与到严格的自我审查机制中。她的叔叔贾法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影像政治，唯有影像“真实”才能对抗强权“真实”，但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至少在伊朗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就必须得找到属于自己的“真实”。最后一位乘客是伊朗著名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下车时她从手中娇艳欲滴的玫瑰里抽出一枝送给了镜头前全世界的观众，她说电影人是值得被依赖的。也许我们也可以和贾法一样相信，国家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终有一天将在迷影中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