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理在1848年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的工作是以活生生的形象传道，而非以滔滔雄辩。我必须要展现生命的整个全貌，而非讨论生命。”电影《牺牲》中亚历山大也如果戈理的看法一样，他对自己一直“说啊，说啊，说啊”感到厌恶，他说：“我这才理解哈姆雷特，高谈阔论让人忍无可忍，立即停止空谈做些实事！”亚历山大以实际行动拯救世界并遵守诺言，最后被医院的人当作疯子强行带走。

《潜行者》中的潜行者作为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在监狱中被剥夺了一切，物质上一无所有，无法给妻子带来任何东西，但他却希望能帮那些“已经绝望了的、没人能帮的人”，他“只剩禁区这里了”，他的快乐、自由和自尊都在这里，他带来的人都像他一样不快乐，他说“他们只有我”。“潜行者”像献祭一样把自己奉献给这些没有希望的、甚至充满“怀疑”的人，冒着危险带领他们走入象征自由与灵性的“禁区”。

塔可夫斯基在皮卡迪利的演讲中讨论了知识分子的“爱自己”，他说他“已经对取悦自己没有太大兴趣了，或许这正是我爱自己的开端”。这种超越了感性与理性存在层次的“爱”，恰恰是在向克尔凯郭尔定义的人的最高存在升华，让至善的“爱”这个朴素行为成为决定人存在意义的核心元素，升华人的存在。

精神化男性与日常女性的张力

塔可夫斯基在电影《飞向太空》中放置了苏格拉底的石膏雕塑，并把他的“知识即美德”的看法引入电影中，并对其逻辑进一步延伸。电影中年轻的伯顿“并不赞同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知识”，他认为“知识只有在道德基础上才有效”。

电影《牺牲》中，亚历山大说：“人们不断侵犯自然，把文明建立在恐吓、暴力和强权上。我们所有的‘科技进步’，只是为更快捷地得到享乐……一旦我们获得科学突破，立刻就被用来助长邪恶。”随着科技知识的发达，知识如果不是在“道德基础”之上，势必会导致事物发展的不可控阶段，如广岛原子弹事件、切尔诺贝利事件及各种生化工厂爆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