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可夫斯基在电影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筑路工人、小学生、儿童侦察兵、军官、冒险家、流浪艺人、圣像画家、大公、鞑靼人、白痴、铸钟人、校对员、科学家、潜行者、母亲、传记作家、圣愚、女导游、心理学家、教授、医生、邮递员、巫师、演员，甚至“幽灵”等。除了《镜子》，塔可夫斯基电影的主角几乎都是男性，导演通过他们在不同时空内对人类历史与文明活动的参与，呈现俄罗斯男性在宏大领域内的驻足：他们在哲学中探寻真理并尝试阐释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俄罗斯的神学文化中践行并定义希望。

《安德烈·卢布廖夫》中的费奥凡与卢布廖夫产生了分歧，他要离开修道院还俗只侍奉自己的信仰，“因为修道士们把利益放在信仰之上”，而卢布廖夫如同知识分子一样，此刻还抱着侍奉人类、拯救人类的愿景，希望自己的族群能够从饥荒、疾病和鞑靼人的掳掠与杀戮中解脱出来，这与费奥凡成为引领众生的“星辰与大海”的境界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佐夫兄弟》中说：“俄罗斯小伙子们凑在一起，就谈论全宇宙的问题：比如有没有上帝？有没有永生？俄罗斯民族的命运是什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也一样较多关注人类的宏大问题，较少刻画家庭中浪漫的男女之爱，多呈现男性与女性在家庭空间中的不同诉求以及产生的争端与和解。在《飞向太空》中，有同丈夫负气自杀的妻子；《镜子》中，有妻子对丈夫高高在上的揶揄嘲讽；《潜行者》中，妻子向不负责任的丈夫歇斯底里地泄愤，转而宽恕鼓励他；《乡愁》里，有中年知识分子对年轻女性的差异化交流；《牺牲》中，妻子对丈夫强势地管控。

电影《乡愁》中的女翻译嘲笑安德烈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好像“都很渴望自由，可是一旦拿到了又不知该怎么办”。这种表述也是对知识分子迷茫时期存在状况的一种描摹。电影《潜行者》中的妻子知道自己跟被称为“上帝的傻瓜”“可怜的混蛋”“每个人都嘲笑的”“潜行者”一起生活会“苦乐参半”，即便如此，它也会“胜过灰暗平静的生活”——这是妻子在“潜行者”对社会精英阶层的“不相信”绝望时，给他的鼓励和希望。索洛维耶夫认为，俄罗斯具有索菲亚主义特征的女性有别于男性，她们既有神性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在喧嚣的男性世界里她们哑默无声，但她们却作为追索永恒的彼岸世界的幻想性摹本被建构出来，她们身上诸多完美的优点，弥补了俄罗斯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