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格社会的未来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死守一种稳固不变的人性？既然人类自始至终都是被技术所塑造的，为何还要对技术增强人类的设想提心吊胆？解除一切人类基因技术的禁令，放心大胆地重新定制人类，迈向一个超人类社会，岂不更妙？
福山的担忧虽然建立的错误的假定的之上，但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在超人类社会，是否会有一部分人成为超人，而另一部分人成为奴隶？这并非是因为福山所说的稳固人性被改变了，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很可能从政治经济领域渗透到生命政治领域。实际上，超人类主义者也并非铁板一块，既有自由意志主义的超人类主义，也存在民主主义的超人类主义，前者试图在自由市场的框架下发展人类增强技术，以防止技术的极权主义应用；后者则主张在民主国家的框架下引导人类增强技术，从而有效应对社会不平等的挑战。在我们看来，极权主义的威胁主要地并不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于阶级分化。假设我们将定制人类的技术交给了商业公司，那些有财力的阶级将变得更强壮、更聪明、更长寿。虽然现实已经如此，但在人类增强技术的帮助下，阶级差异将会发展为物种差异，超人统治奴隶的悲惨前景也就不远了。
因此，只有承诺了社会民主和平等，超人类社会才是可欲的；但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在超人类社会，民主和平等才能完全实现。可惜的是，包括海尔斯和哈拉维这样的学院左翼，对超人类主义并无热情。她们认为，超人类主义让人类脱离自然限制实现永生的想法，非但没有颠覆人文主义，反而代表了人文主义的最终形态。哈拉维明确表达过莫拉维克式的超人类话语的蔑视，她并不关注如何改造人性，而更关注理解人类与客体的缠绕；海尔斯也声称，人类的终极目标并不在于造就智能机器，而在于建立一个包括碳基人与硅基人在内的公平世界。对此，我们需要补充，也许只有将我们改造成赛博格，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公平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除了社会经济方面，也有与生俱来的能力、身体上的不平等，两种不平等经常相互转变。除非我们突破自然的终极限制，否则即便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不平等仍然不可能消除。我们相信，赛博格不仅应当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如哈拉维等左翼），也同样应当作为一种“武器的批判”（如超人类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