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福山也表达了他对超人类主义的政治忧虑。他向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提交了一份报告《我们后人类的未来》。他指认了自由民主制的最新敌人，但它并非是大众媒体所担心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而是现时代的生命技术。福山言之凿凿：超人类主义是最危险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我们虽然有不同的文化、族裔和性别身份，但都具有共同的、稳固的人性（humanity），自由民主制的政治权利就奠基于这种人性的共同经验之上。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的背后，是我们都具有相同人类本质的信念。然而，超人类主义者的核心工程恰恰是要修改这种本质。如果我们能自由定制我们的基因，那必然会改变我们稳固的人性，与之配套的对政治权利的定义也将随之发生变化，糟糕的等级制和完全的竞争可能会取代所谓自由、平等、繁荣、关怀、同情的美好景象。
这些质疑都涉及到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什么是人类？什么是人性？一种未被技术渗透的稳固人性是否存在过？
我们天生就是赛博格
对于人文主义者而言，共同的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随着哲学和科学的进展，1990年代以来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话语已经深刻地修正了我们的人性的看法。控制论运动、法国后结构主义、后SSK、情境认知等不同的思想脉络以不同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的生命、心智、知识、认知、文化等与技术、物质、环境之间的复杂关联，共同解构了人文主义中的人类形象，直接预示了后人类主义中的后人类（posthuman）形象。后人类主义的主要代表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如何成为后人类》中试图对后人类作一个素描。在她看来，拉图尔说我们从未现代过，而控制论说我们一直就是后人类。千百年以来人类就一直在与技术协同演化，并且以各种方式深刻而细微地重塑了人性，我们从未占有一种稳固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