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一代刚好是在这个高速增长期中成长的，这直接塑造了他们对于世界、对于生活“最初的理解”，也是“最终的理解”：我只要努力奋斗也该在北京买得起车买得起房！可事实是，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也进入了转型平稳期，30年来的种种红利——改革红利、房地产红利、互联网红利一波一波过去了，经济的增速必然放缓。20年前可能一代人就能够在北京实现阶层跨越，但到了今天，阶层的跨越可能就需要三代人。
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今昔对比的结果就是韩少功所说的，“现代城市里到处流行着的挫折感、孤独感、无聊感等等，其中也正在增殖着虚拟的成分。人们从现代文化工业那里获取了太多的感受能力及其装备，也从文化工业那里接受了太多有关人类幸福的神话，于是特别容易产生自我感觉的模拟演习，直至在心理上自伤。”
空巢青年的绝望感，固然有不合理的现实作为依据，但其中可能也有部分是源于比较之后产生的心理自伤。
如何给空巢青年“家”的希望
当然，这么说绝非意味着将社会问题全部转载到个人身上。应该看到，一个良善的社会，并不是说保证每个人都能够成功，而是能够以其制度的正义，让所有人有平等的权利、平等的机会，在平等的规则下，进行平等的竞争。在保证过程公平的基础上，也要考虑结果的公正，适当地以制度倾斜保障弱者的权益。
从本质上说，“空巢青年”一词更像是“北漂”、“蚁族”等词语的某种更新和进化，这些词语背后触及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大城市病、高房价、户籍制度、资源分配不均、社会不公、阶层固化……舆论之所以“篡改”《好奇心日报》关于“空巢青年”的最初定义，不过是借助一个新的概念，对于这些老问题的再一次针砭。
虽然我们承认，不存在一个开关一摁下去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解决这些问题注定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决策者至少应该有改变的决心、改善的努力，让所有人从一点一滴的变化中看到希望。不是每个空巢青年最终都能在北京有车有房，他们更渴望的是，即便没有房子同样能够在这座城市快乐幸福生活、安家、立足的归属感，而这必然需要一个良善的制度来予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