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社会史”到“新革命史”
应星是社会学出身，而这本新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本“历史研究”，这里就引出了“新社会史”的研究路径问题。社会史试图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对历史上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行为及社会心理进行研究。而新社会史，则是在宏大政治史和传统社会史之间进行综合，因为政治史的宏大叙事往往不够精细化，而传统社会史则关注日常生活变迁，有时候流于碎片化，无法很好地处理宏观的历史主题。
应星认为，新社会史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强调地方史研究，其二是以问题为导向。应星试图通过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处理革命问题，即“新革命史”。他强调地方史研究，但又带总体史的眼光有选择地进入地方史研究。《新教育场域的兴起》对于地域（湖南、江西及北大）和世代的选择（1895士绅、辛亥革命一代、五四学生代）是经过总体的思考的，并试图社会史层面上寻找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之间的贯通。
在应星这里，历史学与社会学是能够交融的。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社会学研究中历史维度的强调。今天的社会学关注现实问题，但是这些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如果没有历史维度的话，只是单薄的碎片化的材料。
那么，社会科学家如何做历史？陈寅恪说：“过往研究文化史的有二失：旧派失于滞，新派失于诬。”在应星看来，社会科学家做历史，很容易出现的问题正是“失于诬”，社会科学家很难在材料挖掘中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希望拿着历史学家已经做好的研究，用理论、概念和模式去套现成的史料。但两个学科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可能永远找不到现成的史料完成自身的思考。所以应星倡导社会科学家应该真正有耐心进入历史丛林，回归到一手材料，才能深切地感受那些生活、生命及其独特的气质，然后才能进入结构化、机制化、模式化的分析，而不是盖空中楼阁般玩概念构建的游戏。而相较于历史学本身，应星认为社会学家在“求真”的基础上“求解”，加入了社会理论关怀，代入了更多反思性、批判性和想象力，通过材料去推理结构，同时也能在史料断裂之处，搭建起一个创造性想象的桥梁。
应星著《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5月出版
当然，不是每个状元都能做高官，事实上，历朝状元能做到封疆大吏、六部尚书的很少、大学士基本没有，虽然在中状元的时候风光无限，但仕途往往都是平淡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