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或新教也没能强势地拒斥奴隶制，尽管他们偶尔会谴责奴隶制，直到19世纪之前，这些谴责通常也是有条件限定的，主要反对奴役基督徒或者殖民地土著(Indios)，不包括黑人。1488年，教宗依诺增爵八世将他的俘虏赠与教士作为奴隶，殖民地的许多修道院也使用奴隶。1510年代后，西班牙船只登陆西印度时首先要读一份声明，其中有一条只用西班牙语念的附加条款，土著压根不懂，即教皇宣布这些土著及土地均由西班牙人统治，且必须允许传教，否则便会招致战争、使他们沦为奴隶。新教亦然，虽然教友派等始终反对奴隶制，但新教内部整体而言缺乏逻辑一贯的彻底拒斥，反奴隶制的努力仍然被边缘化。令人沮丧的是，在整个西方宗教体系中，其实都有将人神圣化的潜在可能性，但总限于微不足道的、不够自洽的体系。
至于酷刑的问题，显然，美国远远谈不上废除酷刑，奴隶制尚存，酷刑也就继续存在。甚至在南部有些州，法律禁止奴隶主太过温和地处置奴隶。当欧洲人在18世纪废除酷刑时，顶多是在欧洲范围之内，不涉及殖民地的问题。英国人在东非使用大量的阿拉伯奴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残酷地奴役了整个“刚果自由邦”。酷刑、强奸、灭绝等不仅是殖民过程中运用的手段，到二战后，当英国和法国开始在欧洲强制贯彻人权，当原来殖民地的人民也开始意识到人权观念时，这些欧洲国家却视而不见，甚至以“第二次殖民”的方式强行压制殖民地的人权。直到最近，法国才开始讨论1950年代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比如新任总统马克龙就在竞选中提到这一问题。约阿斯教授提到，当他在巴黎提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听众中立刻有人反驳，称阿尔及利亚从不是法属殖民地，它就是法国的一部分，另外法国人使用酷刑一定有其目的，而不是毫无缘由的。酷刑问题固然需要考虑种种极端情况，但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显然没到非得用酷刑不可的地步，他们在当地设置的集中营、施加酷刑，无论如何是“有目的”所不能辩解的。英国1950年代在肯尼亚镇压茅茅起义（Mau Mau Uprising）大肆屠杀，2013年英国外交大臣宣布对五千多名受害者赔偿1400万英镑，并为当年的折磨道歉。不过对整个事件，英国政府辩称当年的镇压行为由当年英国殖民地当局所为，所以问题转交给接管当地统治权的肯尼亚共和国，而不是现任英国政府。
人之神圣化进程在法律上的实现，并不是既定宗教或文化观念的简单贯彻，虽然欧洲18世纪晚期初现端倪，但人的神圣化进程不能这样轻易以目的论的方式上溯到启蒙观念。这是因为人们往往低估了文化价值内部的冲突与张力，才会假定某些文化规范直接驱动着人们的实践。人之神圣化不是文化的胜利，人权也绝非西方的战利品。
《人之神圣性（Die Sakralität der Person）》（中译本）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