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阿斯教授首先介绍了现有的人权研究的情况，这一领域争议不断，尚无明确共识。
第一个问题是，人权史自何时始？
有些学者认为人权是晚近的事物，迟至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才发端。当然，他们也承认“宣言”不是凭空出现的，在1948年之前已有“前史”，譬如“二战”期间犹太思想家的学说、1942年圣诞节庇护十二世教宗发表的文告等，人权思想的发展也与抵制及反思希特勒密切相关。一些激进的年轻学者甚至认为人权史发端更晚，毕竟在冷战时期，人权还算不上公共议题，人权始于1975年的《赫尔辛基宣言》或美国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总之，人权史相当短暂。
另一批学者则截然反对，认为人权始自“人类”或“人性”观念，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人类”概念的，它的形成是一次关键转折，从此人们不再仅仅区分“我们”与“他们”，逐渐形成普遍的“人类”概念。所谓“人类”概念不限于经验层面，尤其在规范层面，譬如人自问“这对我/我们有好处吗？”到“这对全人类有好处吗？”，甚至可能更激进地从现存的人遍及尚未降生的人类（典型如环境问题）。那么这派人权史的重心落在哪里？不同学者略有分歧，比如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认为人类概念源于一神教，也有人认为是古希腊哲学。约阿斯教授认为更可取的是借用卡尔·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绝非西方中心主义的。
第二个问题是，“人权史”究竟是什么意思？它可能仅限于法律史；或者是哲学史、宗教史之内；它也可能指政治史。在此，我们首先要分清政治史与法律史，显然并不是写在法条里的东西都能成为政治事实，法律是否有效有赖于特定的权力结构；又或者，人权史是就心态史(history of mentality)的维度而言，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态度和民情。上述四维度都可能发生变化，但相互之间谈不上严格的因果决定关系。约阿斯教授以战后德国为例，西德的政治体制可能很民主，但战后人们的“心态”远非民主，毕竟他们之前生活成长在纳粹之下，说不定还曾为其效力。那么这些人的实践就与理论上的法律结构或者政治体制产生张力。改变既有可能始于法律体系，也可能始于人们的心态——人们突然就不这么行事了，法律随后赶来为人的行为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