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么多艺术家作家赞美计划体制？甚至向往或投靠极权主义？这全都是洗脑或强制的结果吗？难道极权主义的理念和实践，特别是其计划体制模式本身——包括计划经济和计划艺术、计划文化——对艺术家就没有一点影响力、感召力和迷惑性么？《天鹅绒的监狱》一书告诉我们：完全不见得。
对艺术家而言，文化艺术的国家化、计划化至少在三个方面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甚至是难以抗拒的。首先，在物质生活上，计划化和国家化体制解决了市场竞争带来的作家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的不稳定，使作家艺术家有了稳定的、甚至是非常体面的生活，因为国家化的作家艺术家是被包养的——当然，前提是交出自由成为御用文人；其次，计划化和国家化成就了作家的“精神导师”“舆论领袖”情结，实现了艺术家“社会园艺师”“灵魂工程师”的梦想，这在市场经济国家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最后，国家化和计划化让艺术家具有融入到“大我”（一个虚幻却感觉到真实的集体）之中的归宿感，免于自由市场经济社会艺术家的孤独感。正如美国学者塔米尔说的：那种最鼓励多样性的、最自由的文化，不见得一定比别的文化对作家艺术家更有吸引力。“许多个体发现一种由极权主义文化提供的闭关、团结以及安全的感觉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20页）
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给了艺术家以自由，免于其对宫廷和教会的依附，但同时把艺术家投放到风险巨大的市场，无法保证艺术家生活方面的稳定性和精神领域、舆论领域的影响力。在资本主义时代，“独立艺术家的生活总是危机四伏，优质的文化迈不出贫民窟。”（第33页），而“只要进入国家认可和接受的行列，它们（艺术）就不会因为缺乏市场而惨遭淘汰，国家保障了其受众。管制亦是一种保护。”（第54页）都说艺术家珍爱自由、自主、独立、反权威，热衷于反抗，都说“自由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艺术是自由的同盟”，都说“任何背离艺术的反权威本质的努力都会将艺术扼杀；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独立的个人”“没有自主性的艺术是伪艺术”（《天鹅绒的监狱》，第21页），如此等等。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艺术家也讨厌竞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包括影响力和声誉的不稳定和物质生活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性，特别是艺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的不稳定性，恰恰是艺术家深恶痛绝和深为恐惧的——其程度不亚于对压制和不自由的痛恨。国家化的文艺政策正是在这个方面抓住了艺术家的命脉——当然首先是抓住了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生存条件，抓住了他们的胃。没有胃，心何处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