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兹蒂深刻地道出了知识分子和计划体制合作、迷恋集权主义的秘密：利益的交换，而且艺术家在进行这类交换的时候，大多数好像并不怎么留恋他们的独立性，似乎没有人对之感到“过分沮丧。”（第25页）我们切不可过高地估计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抵抗利益诱惑的能力。作者感叹：“如今只有在蜡像馆博物馆里还能找见独立艺术家的形象，紧挨着有组织的工人的蜡像。独立的艺术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独立的观众。我们生活在一个将反独裁艺术公然谴责为反艺术的社会。”（第25页）独裁艺术成为艺术唯一合法的代表，反独裁艺术就是反艺术。
因此，国家化和计划化，解决了艺术家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面对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问题。“艺术家怎能反对这样一个未来的国家——这个国家需要艺术家，并且由他们决定社会的品味。他们期望这样的国家不会把他们扔给无情的市场，这预期也的确实现了”（第32-33页）所以，艺术家狂热地加入革命行列、拥抱计划体制并非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在内。对市场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边缘化的恐惧。艺术家热爱自由，但是又惧怕边缘化，而边缘化乃是自由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