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切计划化的国家，体制实现了对文学艺术的载体（媒体）及艺术家物质条件的全面控制。人民的一切需求，包括文化和艺术需求，都是被国家计划的，是被规划、被控制的“需求”。控制了需求，同时也就控制了艺术家的读者、作品发行量以及声誉和影响力。所以，艺术家和极权主义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纠缠。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对艺术进行成功的控制，艺术家的协作和配合“功不可没”（《天鹅绒的监狱》第22页）。哈拉兹蒂写到：“按‘科学’组织起来的工人‘自己的’国家就像一个工厂。经济财务、劳动管理、政治生活和文化活动都被纳入一个分层组织统一管理。作为如今社会总资本的所有者，国家机器同时也成了知识界的代名词——所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知识的监护人”。（同上，第24页）文化艺术也是如此。一切的计划化，就是一切的国家化，包括艺术家及其劳动以及劳动产品（艺术作品）的国家化。“脑力劳动和国家结构就好比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里的肌肉和骨骼。”（同上，第24页）文人成为国家的雇员，文学、艺术、文化领域的机构被称为国家的“宣传部门”。“如今，那些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的人们成为了可靠严密的中产阶级的成员。顶尖专家们则组成了上层阶级，享受无可争辩的特权。所有专家都被赋予了政治责任，因为每个人都是国家雇员。官僚机构管理者物品流通和文化宣传。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界没有什么可以失去，除了其独立性，作为回报，它获得了世界的一半，为此它必须提供维护团结和解释权力的服务。”（第25页）这就是艺术家和国家的交易：我养着你，让你出名，让你享受特权，甚至让你进入“权力的心脏”，而作为回报，你必须交出自由、交出独立性和批判性。作者问道：“在这样的革命中，难道艺术还有任何机会保留其反独裁的本质吗？”（第25页）当然不能，恰恰相反，“艺术家，作为情感生活的组织者，在这项转变的实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在革命之前，他们备受无情的市场的折磨，甚至“一无所有”，而如今，“他们却发现自己处于权力的心脏，享受着为人民服务和组织团结的亢奋劲头。”因此，很少有人能顶住“国家艺术家高威望的诱惑”，“艺术家，作为一个群体，已经成为政治精英的一部分，他们都不愿意放弃随之而来的特权”。（第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