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儒多表——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研讨会，近期在上海研究院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沪上高校的学者齐聚一堂，就儒学的哲学化、儒学的经学化、儒家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等儒学界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将分上、下两部分发表于澎湃新闻，此为下篇。
“一儒多表——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研讨会现场。
刘梁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儒家如何是好？
我看到会议主题的时候，对“儒家”与“哲学”的关系也有一个困惑，觉得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除了“儒家”包含“哲学”还是“哲学”包含“儒家”这个向度之外，是否还可能把这两者理解为一种交叉关系？可以有“儒家哲学”、“儒家经学”或其他从哲学、经学之外的向度对儒家进行的研究；另一方面，可以有“儒家哲学”、“道家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如此等等。
作为哲学的“儒家哲学”也可以有两种：一种，以儒家为对象，对儒家进行哲学的考察；另一种，从一种儒家式的立场出发做出来的哲学。
对于“儒家哲学”，我们可以分别追问：儒家如何是好？哲学如何是好？它们是特别值得发问的问题。先说“哲学如何是好”。中国的哲学原本参照西方的philosophy成立自身，但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体察到由此引发的困境。解决的途径，迎年兄讲到的两点都有重要：一是重新赋义，一是回到现实。“哲学”需要重新加以理解，“中国哲学”需要重新加以理解，而在这个过程中回到现实至关重要。当然，大家对于“现实”有不同的理解。迎年兄还提到“古今中西的视角”，我很赞成。不过，我觉得可以更强一点：古今中西不仅仅是一个“视角”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本体论事实。就是在古今中西这个背景之下，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哲学。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成熟，暂且先放一边。
再来看“儒家如何是好”这个话题。朱承某次在火车站跟我提到“儒家如何是好”的说法，乍听之下觉得特别很怪异。后来却越听越顺耳，慢慢发现它有多种诠释的可能性。比如，“儒家如何是好”可以理解为：儒家对“好”或者“善”有什么理解。当然，这恐怕不是朱承《儒家的如何是好》这本书主要考虑的问题。儒家如何是好，这首先是问，儒家该怎么办，该如何自处？这里有一种限入问题的焦虑，有一种自我反省。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焦虑？很大的原因在于儒家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活世界之间的张力，这个生活世界首先是科学、民主所标识的现代性。
儒家如何是好？最初的思考方向，是儒家如何完成自我调适，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近年来，随着儒家有了更强的自信之后，调适的方向就变了：现代性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调适以适应儒家。儒家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要为世界立法，给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给出儒家式的回答。
在这个转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注意到以下问题：我们所处的世界，不是一个纯粹儒家的世界，而是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传统共处的世界。如果仅仅是儒家就好办， 我们只要承认儒家的权威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共处的背景下，就有必要证明儒家究竟好在哪里。这大概是“儒家如何是好”的另一层含义。所谓“证明”，或者展开为理论说明，或者体现在日常生活、制度安排等现实之中。比如，“政教合一”的问题。伊斯兰教有政教合一的特点，如果我们说儒家也有与之类似的“政教合一”，那么，首先，需要区分儒家的“教”与伊斯兰教的“教”，前者是教化，后者是宗教。其次，需要追问，在多种文明形态需要共存的背景下，政教合一是需要彰显的优点，还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问题。当儒家越来越自信的时候，还是有必要保持“儒家如何是好”的追问姿态。否则，极容易陷入儒家式的经学独断论，以为儒家无论是在义理上，还是在制度安排上，都已经至矣、尽矣、无可复加矣。
余治平（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你是什么派？
刘梁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对“经学”、“哲学”概念本身进行反思。
陈迎年（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焦虑到世界立法”这一点我个人也是相信的，包括梁漱溟、牟宗三都有这个想法。只不过这里面现在有一个矛盾：在现代新儒家那个时候是展望的，今天中国取得了这样一个举世辉煌的经济成就，所以成就文化的东西要紧跟，要给世界立法——有这样一个转折。但是我发现恰恰在中国崛起的这个过程中，儒家是缺席的，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朱承（上海大学哲学系）：就像1980年代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时候，后面的总结，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特质，最后总结来总结去发现就是他们是一个儒家文化圈。我们原来读《白鹿原》读不懂，黑娃、白孝文、鹿兆鹏，都从白鹿原上走出去，但族长白嘉轩就讲了一句话，从原上走出去的人最后都要跪到这个祖宗牌位上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隐喻。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讲儒家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其实是有这种隐喻性质在里面。
陈迎年：这样的话，你们儒家总是发挥作用的，讲不讲也无所谓。
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你很自觉地说“你们儒家”。
苟东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以哲学统摄经学还是经学统摄哲学？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问题引发了大家的讨论，一个古往今来都有的问题：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继承孔子之道？
刚才大家争论的焦点涉及“儒家哲学”这个词。“儒家哲学”是儒学的一脉还是儒学的主脉？即使将“儒家哲学”换作余老师说的“儒家研究的多维形态”，依然避免不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多”是混杂的，还是由一个“一”来统摄？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刚才争论的问题。
鉴于儒家哲学此前有一个研究范式的老化问题，所以解决的思路无非两条：一条是脱离哲学的进路，比如经学就是这种思路下的选择，这种思路要求远离哲学。另一条是反思哲学的进路，也就是坚持儒家哲学的道路也是可能的。这就是刚才讨论的问题：经学和哲学之争，究竟是以哲学统摄经学还是经学统摄哲学？
就我个人立场而言，我毫无疑问地站在以哲学统摄经学的立场上。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因为儒家哲学近百年的研究中有一些问题所以就要抛弃哲学，我觉得这个思路很成问题，涉及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经学路向本身的问题，当然这是个复杂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经学实际上涉及儒家知识合法性的问题。因为经就是名，涉及一个命名的问题。不管是荀子还是董仲舒也好，都必须说明一个问题：命名何以可能？谁来命名？谁说的话是对的？这实际上就是儒家知识论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反思，如果不反思的话儒家这些以经学为形式的名言知识就缺乏普遍必然性，所以必然就需要某种外在的“加持”。这种“加持”，要么是圣王，要么是刑罚。总之，儒家知识的这种普遍必然性的缺乏是经学形成的一个内在原因。而这个问题，如果完全站在经学的脉络里，就很难得到反思。所以不是要不要经学的问题，而是要以哲学的立场来统摄经学的问题，这就是我的立场。
总的感觉，还是要本着一个“和而不同”的立场，“和”是对外的，对内一定是“不同”，一定要声明自己的立场。不能对内对外都“和”，这是不行的。
沈云波（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回到一个整全的儒家，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刚才从各位老师的讲解里我得到很多启发，我分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就是关于儒家的哲学化和经学化的争论。我认为大家出发点还是一样的，都是想回到一个真正的所谓儒家式的完整形态，不管是作为生活方式还是作为知识体系。刚才郭晓东老师说，经学比哲学涵盖面可能更大、包括的内容更多。其实也可以把哲学理解为郭老师意义上的经学。我们今天讲哲学的时候，有大陆的，有英美的，如果我们取大陆哲学的理解，比如黑格尔那样的哲学体系，刚才曾亦老师说的法哲学的体系就包括在里面，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这样理解哲学的话，我们今天讲儒家的哲学化和经学化就没有那么大的矛盾。这是第一个方面，关键是怎么去理解所谓的哲学化和经学化，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回到“原原本本”的儒家。
这样一个儒家是什么样的儒家？在现代的生活条件下，怎么回到那样一个儒家？我认为这里涉及视角转换的问题。特别是西学进来有了学科建制以后，对我们来说，首先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和天下的关系被解构了，而居于中国和天下的关系之间的儒家也失去相应的位与势。在传统的经学体系里，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整个世界都要在这个中心里面得到反映，这个中心其实就是全体。自中西冲突、交汇以后至今，中国不再是中国。曾老师和郭老师他们想要拨乱反正的，可能就是要恢复以中国之为中国的立场去言说，真正以中国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也就是回到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世界通过中国才能得到反映、才能得到思考这样一种思考和言说方式。
某种程度上来讲，对于今天的儒家来说，由于在学科建制里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顾虑，有许多现实的约束。但是我想说，作为理论的活动，我们可以超出这个约束，在思考和言说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考虑所谓的意识形态或者学科建制对我们的制约，我们就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去言说好了。观念在我的头脑里面，我可以这样去思考和写作，不必去纠结于所谓的现实的考量。就如跟刚才陈迎年老师说的，儒学要有这种抱负，也即为世界立法，为世界历史的未来指引一条道路，其实质就是重新回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方式。不管是哲学的方式，还是通过经学的方式，我们都是要回到那个意义上的儒家，以中国为中国而居于中国与天下（世界）之间的儒家，这个意义上的儒家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方面。
正因为有一个现代的条件，今天的儒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儒家呢？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厚和薄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西方众多的理论体系冲击的时候，如果你太强了，可能就没法去应对很多理论上的挑战。我倾向于一种更薄的但又是一个整全的对儒家的理解和阐发，也就是基本的价值和预设不能太强太厚，不要过于原教旨主义，当然更不能过于西化，我们要居于中西、古今之间，执中道而行，也就就是要中庸。回到一个整全的儒家，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追求，但是整全里面的内容具体怎么去阐发，我们可以不必那么强，可以弱一点、薄一点，这样我们可以把很多西方的经验理解为它其实就是儒家的经验，只是有程度或样态的差别，而如果过强的话，西方的那些经验、论述对我们看来就成了异端，反而增加了自己论证的负担，这是我想讲的第三个方面。
谷继明（同济大学哲学系）：哲学系应通过容纳经学义理来丰富和扩大自身
我说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与“经学—哲学”相关的问题，即儒学、经学在哲学系里面的自我定位，乃至于生存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遇到生存危机，但有些地方已经显现了苗头。这其实也关系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哲学共同体的哲学是否自我设限的问题，如果严格按照西方哲学的定义来要求儒学和经学研究，这将会给学者和学科、给文化造成很大的伤害危机。
刚才曾老师提到了学制改革，其中一次是废除了经学科，设置了哲学门，这是令人叹息的事情。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当时北大哲学门、文学门、历史学门（还有地理学门也在文科）的设置和排列，将哲学排在首位，显然有以哲学为经学的意思。当时中国在那样一个大变革、大危机时代所建立的哲学门，并非要完全复制西方的哲学系模式，因为它吸收了之前经学科的内容，也就被寄予了类似经学的地位，以及阐发经书义理、引领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的期望。
当然，在以哲学的眼光看经书的时候，中国哲学学者们自然会有选择性地来进行研究，从而忽视了一些东西。但好处是把以前圣人所没有说到，但可能有的义理，以一个系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呈现出中国传统经学在人类思维中一样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现在西方哲学不管是分析哲学还是现象学都到了瓶颈期，如何实现新的发展，自然有必要关注中国的思想传统和资源。我愿意把哲学看做是“家族相似”。哲学系应该通过容纳经学义理来丰富和扩大自身，而不是通过固定、排他的标准来僵化和封闭自身。经学中的许多义理问题不抽象，但是又很关键，哲学系的人都不研究，还指望人家中文系、历史系、政管和国政系来研究吗？
第二，历史上，“六经”曾居于最高地位，有政治保障，即便宋代以后当经学转向内在，五经四书仍然居于最高地位。但近代以来，经学权威失坠，经学现在已然下降为诸子，以前毫无疑问的一些价值和立场，对如今多数人都不再不言自明。所以此时的经学自然需要自我辩护和证成。
然而这种自我辩护和证成，不一定非得走先悬搁、怀疑的路径。不怀疑，并不一定就是独断。郭晓东老师刚才提到，经学并非一个僵化、封闭的体系，而是丰富、多元，乃至有一定的张力。我们立足于当代的最关键问题，然后反求诸经典本身的义理系统（这个义理系统不是抽象虚玄的义理系统），来思考新的解决，就是对经学最好的辩护和证成。
朱璐（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儒农哲学、儒工哲学、儒商哲学
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可能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仁，是从儒生或者儒士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四种社会成员角色，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多维角色来看待儒学的多维形态？比如说，儒农哲学、儒工哲学、儒商哲学，或者很多中医界的朋友也在大力提倡的儒医哲学？
儒农哲学：中国历代先民在进行农业生产和生活的进程中，总是在日用行常中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维，中国人最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就是对天时地利的观摩、体察出的最适合农业生产的养生生活的时令习俗。中央“两办”的文件，我仔细看了一下，文件讲我们要思考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生产和生活。回想一下，几千年来，儒学一直在浸润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儒家的“仁爱”，“生生”观念也是在几年前来的农业生产活动中生生不息。孟子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讲的就是仁爱农物，仁爱植被。儒家从“仁民”到“爱物”的理念，“仁”在其中，“爱”在其中，是一贯的。
儒工哲学：近两年有一个特别红的词，叫“匠人精神”。是不是存在一种匠人精神，叫儒匠精神，或者叫儒工精神、儒工哲学？柳宗元曾经求教于郭橐驼种树之术，感慨“吾问种树，得养人术”，种树与养人之术一也，那就是：顺木之性。依据天性，因材施教。同样，我们以故宫、天坛为代表的国家官方建筑以及江南私家园林，皆好摹法天地，天人相生，意趣盎然。故宫的宫殿布局、取名，都渗透着深厚的易学智慧。前段时间我去京都，处处感受到儒家工匠精神的元素，从建筑、餐饮到艺术审美等等，日本工匠的儒家情结非常浓郁。可见，儒工精神远播海外，在东亚诸国民间生活中影响深远。
儒商哲学：刚才迎年兄讲到，在中国这么长时间的崛起阶段，尤其是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儒家到底是在位还是缺位的？儒家传统的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是不是对推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崛起发挥着作用？如果有这样一种作用，这种潜在的样态是什么？该如何表达？如何讲好中国传统商业故事？儒商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捐一点钱就是儒商了？常讲“富不过三代”，但历史上的徽商，黄山脚下棠樾村的鲍氏家族妥妥地富了十几代，我们走进徽州的标志性建筑村“棠樾牌坊”，就会被鲍家严谨诚信的家风家教打动。儒学与商人、儒学与商道、儒商与当今中国，如何弘扬优秀传统商业文化，讲好当今中国特色商业故事？儒商研究非常必要。
“一儒多表——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研讨会现场。
朱承：我们今天讨论的儒家哲学的多维形态，我觉得大体上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基本上回顾了儒学的历史形态，研究儒学不可避免要讨论这个问题。儒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往后看”的传统，其实研究哲学或者研究各种思想都有“往后看”的传统。似乎就是印度那首诗讲的，“黄昏的树荫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的根，你无论走得多远，也走不出我的心”。
刚才沈云波讲到今天讨论儒学要回到某个原始的形态，我到更愿意用郭晓东的“整全的形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讲怎么回到原始的状态？几乎回不到。还有提到儒学是一个“生成形态”，我觉得余治平老师的becoming这个词更加有意义。过去讨论人性论的时候，王夫之说“性日生日成”，就是这个意思。儒学也是在日生日成的。
不管怎么说，今天讨论儒学第一个前提就是要回顾历史的形态，历史形态是如何的，这对后面的讨论很重要。今天，我们主要集中于经学化、哲学化的讨论，就像金庸在《笑傲江湖》中提到的华山剑法，分剑宗和气宗一样，不管剑宗、气宗，都是华山剑法。
第二，儒家的经学化、哲学化，实际上是视角的不同。所谓哲学化，主要就是哲学视阈里的儒学。当然哲学这个词是后来的一个词，因此我们用哲学看儒学的时候，道学意义上的儒学，理学意义上的儒学，或者是先秦从仁义各个角度来讲，用超验的或者先验的或者抽象性的角度来思考儒学，可能大概都归于这样一个类，就是说某种抽象性的观念来思考儒学，大致上都可以算作哲学化的儒学。
而儒学的经学化，更多是从传统的语言、语词、制度，特别是制度，通过制度层面来观察儒学，可能是另外一种套路。当然，也有把经学化当做是有某种不可触碰的权威化存在。
我们用视角的不同，来区分哲学化、经学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二者的矛盾。
第三，我们还讨论了儒学的其他形态。比如刚才贡华南说自己是“途经儒学”的人，也是一种形态。余治平提到生成形态的儒学，苟东锋讲的以名学为底本来看待儒学。朱璐提的儒商、儒农、儒工也比较有意思，儒家在农业生活中，或者儒家在制造工艺领域里。包括贡华南马上要开的酒、茶类似的会议，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可能在那些茶工茶农制茶、酒工酒农酿酒的时候，会渗透儒家对生活的认识在里面。
总之，我觉得儒学过去有一段时间讲“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现在有一个新的词，我觉得是“一儒多表”，在理论界和思想界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出来，是特别好的事。如果套用我的那本小书《儒家的如何是好》里面的话，儒家想真正发扬光大，如何是好的讨论比惟此是好的独断，要更加有意义。如果说仅仅是某一个剑宗或者是气宗占据了整个的门派，或者说某种流派占据了独占性的地位，未必是好事。
实际上天下有很多的道路，殊途同归是人类的福祉，或者是人类理想的一个形态。如果能用“如何是好”这样的姿态去讨论问题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或者我们今天为“一儒多表”做的理论的表达或者思想的表达，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