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香港是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之一。
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初,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曾认为它是“一个贫瘠之岛,永远不会成为贸易中心”。1842年,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璞鼎查成为第一任香港总督,这位在位仅一年的总督,却为香港留下了最大笔的财富:第一,香港是自由港;第二,没有关税。从一个小渔村到手工作坊,再变身为转口港到廉价工业基地;从金融之都,再到购物天堂和和艺术品交易中心——香港特区,这片弹丸之地,借用背靠内陆,面向南洋的地缘通路,在回归祖国20年间,尽管历经亚洲金融风暴、次贷危机以及占中等几番转变、起伏,却总能不断抓准契机,增值变身。时至今日,香港成为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最高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袖珍、最重要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之一。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机遇,造就了今天香港如此繁盛的艺术市场?而在竞争愈发激烈的今天,它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
荷里活道——香港艺术市场的底色
半山,上世纪初到香港来的英国殖民者以及西方来港者的主要居住地,顺其而下,直到中环,便是把握经济命脉的各大银行以及商业机构和政府。而同样位于半山区的荷李活道在1844年出现,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原本荷李活道的周边布满了中国人居住的小村落,为了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态,人们就开始变卖玉器和古董。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撤离,大批拥有资金的资本家和古董商人纷纷南下香港,比如著名古董商仇焱之先生在1949年结束了上海的业务,到了香港继续经营古代陶瓷。北平大藏家郭葆昌虽在1942年去世,但他的大量藏品也在此时经由其儿子郭昭骏带往香港,其中就包括了乾隆“三希堂”里的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荷李活道逐渐形成了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的气候,图为1972年。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香港股市掀起狂潮,经济起飞,诞生了一批有闲有钱的收藏家。加之1976年“文革”结束后,国内文物艺术品交易被放开,大量文物通过民间交易或走私的渠道涌入荷里活道,香港顺势成为中国文物的交易、集散中心。随着文物艺术品收藏和鉴赏活动在香港渐成时尚,企业家、医生、文化名流、艺术家纷纷加盟,应运而生的“敏求精舍”、“求知雅集”等收藏家组织的活动颇为活跃,并涌现了一批享誉海内的港人大藏家,如:张宗宪、杨永德、赵从衍、徐展堂、罗桂祥、叶承耀、陈裕铿等。
据“敏求精舍”前主席李大鸣回忆,上世纪80年代,荷李活道是最早开始售卖高古陶瓷和玉器居多。而由于当时正值中英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政策前途尚未明了,此时的移民潮也为荷里活道带来了大量的古董家具。借着这样的天时地利,不仅古董店数量大增(巅峰时曾达300余家),各家规模也快速扩张。而在此活跃的买家,除来自香港本土和内地,还有大量来自日本、台湾、东南亚以及欧美,他们苦于政治原因,无法去中国大陆采办藏品。于是,大家把目光投向了香港荷里活道。
1980年代荷李活道上的古董生意臻至巅峰,也造就了一批香港本土藏家的收藏。
苏联解体后,一些富豪在俄罗斯激烈的商业环境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曾被视为暴发户。但是随着财富日益增长,俄罗斯的超级富翁——现在仍被称为寡头——转向更“高大上”的追求,他们在慈善和文化事业上豪掷重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