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地方的大众都不可能尽情消费，直到工业革命催生出大规模的生产，继而出现大型的商场，并刺激起普通民众的消费欲望。在18世纪，詹姆斯·瓦特的商业合伙人马修·博尔顿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发现：“我们觉得服务大众比服务贵族重要得多，虽然人们对小商小贩和小店主很是不屑，但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在支撑大型制造业方面所作的贡献，要比本国全部贵族的贡献还大。”
商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不仅要在大众当中搜寻消费者，而且还要奉劝那些人们，购买那些迄今仍被忽视或此前默默无闻的商品，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如今被视为现代销售技巧的全套内容，包括市场调研，赊账销售，打折销售，发传单，提供商品目录，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广告，以及“不满意就退款”的服务。陶瓷商人乔塞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这种“大众营销术”（mass merchandising）的先驱者之一，他直言不讳地讲道：“时髦比耐用更重要。”正因如此，他的营销策略使其陶瓷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变得最为有名，口碑最好，尽管其质量未必最佳，价格也未必最低。
大众营销技巧确实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市场。消费者被商家说服，开始把一度几乎不敢奢望的“奢侈品”（luxuries）视作“舒适品”（decencies），继而将其视作“必需品”（necessities）。这一过程也在加速，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出来的新产品已如潮水般涌入市场，必须一件一件地销售出去。随便举例来说，1987年一月份至四月份，美国超市的货架上至少新增了3152种食品、日用品和化妆品——平均每41分钟上架一种新产品。为了摆放这些如潮水般涌入的新产品，美国的超市规模逐年扩大。1989年，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郊的布卢明顿（Bloomington）建造了当时全球最大的购物中心。这座“巨型商场”（megamall）占地3120亩，拥有数千家商店，100家夜店和餐馆，18座剧场，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并在商场中央设立了一个隆隆作响的小型游乐场过山车。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评价
资本主义的威力和勃勃生机，及其撼动其他各类社会的真实能力，也在中国得到了验证。1988年，在一次重大的政策调整中，中国政府决定把全部沿海地方都向外国投资者开放，而此前的开放地区仅限于14个沿海城市和4个经济特区。这被称为新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了拥有2亿人口的沿海地带。如今，外国公司可以把他们的管理方法、劳动密集型技术和原料自由地带入上述地区，同时把中国的贡献限制在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方面。
在此背景下，总部设在香港的智益投资有限公司（Wisegroup Investment Ltd.），在与香港毗邻的深圳投资兴建了一家针织服装厂。该厂的62名雇工每天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小时工资只有30美分。“每个人都想来这儿，”一位来自836里之外西南村庄的李来芹说，“这里要好一些，因为你不用在田里忍受风吹雨淋。”在18世纪的英国，当农民离开村庄到曼彻斯特、利兹和伯明翰新建的工厂做工的时候，类似的表述不知被重复了多少遍。
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的这种渗透也伴随着一种破坏性的文化渗透（cultural intrusion），中国一些乐于按照流行杂志和电视节目及广告中令人崇拜的西方模特或西方化的模特那样来整形的女性就是明证。在一个每月工资通常不到30美元的国家，她们却愿花7美元到85美元为鼻子整形，花6美元到30美元拉双眼皮，甚至花900美元去隆胸。一些公司生产的美白霜供不应求，这些公司承诺，使用它们的美白霜，可令皮肤变白。不久之前，这些年青女孩的祖先还把刚到中国的西方人蔑称为“长鼻蛮夷”（long-nosed barbarians）！这些祖先如果看到拥有500个座位的“肯德基炸鸡”开在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一角，与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遥遥相望，一定会感到同样震惊。新开业的肯德基采用了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好到吮手指”。
除肯德基之外，中国人如今也迷上了“大富翁”（Monopoly）游戏机。上海利申玩具厂以“大力士”（Strong Hand）为名，生产和销售了20万套这种玩具。“大富翁”玩具的生产厂家帕克兄弟公司（Parker Brothers）被尚未取得“大力士”生产和销售权的利申公司侵权。为了避免再被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司侵权，帕克兄弟公司决定率先向苏联推销俄语版的“大富翁”游戏机。
“文化帝国主义”的世界征程
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文化影响并不限于第三世界的欠发达国家。就在几年前，法国领导人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宣布退出北约，法国文化部长也谴责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然而，法国现在却又在欢迎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回归。迪士尼公司（Walt Disney Company）已与法国政府签署一份合约，要在巴黎附近建造一座“欧版迪士尼乐园”。美国公司获得的这些极为有利的条款得到了法国官员的维护，他们的理由是这一乐园将会使巴黎地区成为“欧洲最吸引人的中心”。
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端，俄国人正在通过亲西方的年轻人和黑市商人引进美国的爵士乐、摇滚乐和消费至上观念。就连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运动也借用了美国的商业术语。他要重新构建的共产主义世界充满了“商业人士”，这些人能够找到“担保人”为他们的“合伙企业”提供“财务担保”，他们也打算与愿意提供“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西方“合伙人”一起成立“合股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