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晚期，对外关系日趋紧张，军费压力日增，财政开支扩大，物价上涨，纸币贬值。这时政府仍然视盐利为重要财源，可是种种因素使得盐利日减，特别是在嘉熙（1237—1240）年间以后，朝廷最大盐榷收入来源的淮浙盐，在销售情况上已趋恶化。建康府榷货务在嘉熙四年（1240）夏天，一个月间的上中两旬售出盐钞二千七百袋，仅及政府规定课额的十分之一。这也许是特殊状况，可是在稍晚的淳祐五年（1245），政府规定淮浙盐岁收额九十万袋，而只能收及六十万袋，即使这六十万袋，也无法全数出售。盐课日益亏损，已难以用来支持愈来愈庞大的军费，南宋政府的财政赤字也愈益难以弥补。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政府仍然竭力尝试以淮浙盐利来抑制愈来愈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实早在宋孝宗时，朝廷已用盐利作为收换会子以维持币值的本钱，这时尚属物价平稳的时期。其后嘉定（1208—1224）年间，纸币发行过多的问题已经出现，四川军政机构也曾尝试以盐政作手段，来挽回四川钱引日益贬值的颓势。嘉定三年（1210）收兑旧引，曾由四川制置大使司提供二百万缗作本钱，这二百万缗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向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及利州路三路盐井户出售将仕郎官告，一个是将总领所才刚出售的没官盐井，由制置大使司收回再次重复出售。这两个来源，都和盐井户有关。这两项措施，加重了盐井户的负担，却使得钱引币值暂时回稳。可是南宋晚期企图以淮浙盐利来提升会子币值，却未能收到嘉定年间四川同样的效果。端平（1234—1236）年间，以淮浙盐钞为收换旧会子的最主要工具，而以淮浙盐新钞搭支旧钞，令商人配搭旧会请买新钞，借以收回旧会。可是商人意愿不高，收效有限，于是改以官鬻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政府高抬盐价，鬻盐取息，以其收入充作籴本，使会子不致因军费之需而印制太多，于是在淳祐年间，有前述籴本盐与浮盐官鬻等措施出现，而这两项措施的效果同样有其限度。一直到宝祐三年（1255）朝廷仍然拨盐给地方政府，作为收换破损会子的手段，然而这时通货膨胀已经恶化到无可收拾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