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多年来我国追索海外文物的现实情况来看，有哪些有效的方法或者成功的经验可供参考？
龚柏华：文物追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面利益，受制于多种因素。在实践中需要外交手段、法律诉讼、经济交易结合起来使用。就个案而言，除法律诉讼技巧外，需要对被告施加各种压力，发现其与中国交易的利益点，迫使其做出一定的让步。
从制度层面而言，最为行之有效的措施是签订双边协定，防患于未然。但这可能还无法解决历史久远文物追索的“溯及力”问题，可能需要按“互惠对等”承认作为个案处理，中美之间以及其他国家之间都有成功追索的例子。
此外，及时在国内法院开展相关诉讼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手段，哪怕最后是一个“缺席判决”，也将对潜在非法跨国文物市场的相关人员有威慑作用。当然，这又要涉及理顺我国国内相关法律问题。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由于跨国文物索要的法律复杂性和背景的复杂性，当事人需要理性追索、媒体需要理性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