珀金斯完全无私地协助沃尔夫写作,埋下祸根,小说出版后,一个和沃尔夫交恶的评论家刻薄地议论:“这本书所体现的组织能力和批判智慧,并非出于作者的内心,而是出版社的办公室。”这条诛心的评论是导火索,两人之间几年的积怨泛起,友谊的巨轮说翻也就翻了。这是沃尔夫迟来的叛逆期,最受疼爱的孩子试图证明自己也能闯出一番天地,他给珀金斯写了绝交信。
沃尔夫背弃了他,这让珀金斯有一整年“觉得处境不好”,他经常把绝交信拿出来,看着信,泫然欲泣。可是,沃尔夫陷入官司时,久不来往的珀金斯还是愿意为他出庭作证。当沃尔夫一病不起,他唯一放不下的,是他和珀金斯曾经的友情。他们以作者和编辑的身份开启一段奇特的感情,文学信念的强大力量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然而在亲密无间中掺杂了复杂的怨恨,最后,是一个认错的孩子回到一直等候着他的父亲的怀抱。
让作家说出自己的声音
不只是沃尔夫。在和作者们的友谊中,珀金斯一次又一次地扮演操心的家长,他焦虑好莱坞的名利场会拖垮菲茨杰拉德,不断地自掏腰包垫钱给对方,“让他专心写作,避开花天酒地的生活”,仅仅为了照顾海明威的情绪,他错失了福克纳……他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欣赏或担忧着他的作者们,他垄断了这些天才任性的、放松的时光,却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很轻,觉得他充其量是让作者释放能量,因为“一个作家必须说出自己的声音”。比如他给菲茨杰拉德写信谈《了不起的盖茨比》:
“(盖茨比)究竟是干什么的,答案即使能说,也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无论他是被别人利用的无辜者,还是他卷入到何种程度,都不应该解释。假如只是隐约勾勒出他某些活动的轮廓,倒是可以增加故事中这一部分的真实性……而所有这些,以及整个悲剧性的情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文学上都有一席之地,借助T·J·埃克尔堡投向天空、大海,或者城市的那不经意的一瞥,你已赋予了一种永恒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