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和老手
张立欧可能是自由职业者最理想的状态，他做了十几年自由咨询师，主要负责企业并购以及战略咨询，他做自由职业的收入比在公司多了一倍多，空余时间还会投资各类项目，“我已经不觉得要也不想为公司工作了，在外面赚更多钱，有自己的时间，我为什么要回去呢？”
张立欧几乎没有遭遇过信任危机和拖欠账单。这很有可能是和经验有关的，这位曾在顶尖的跨国咨询公司工作多年的咨询师认为，你至少得在麦肯锡做3-4年或者是正常的公司里工作5-7年，别人才会正眼看你。
文双希望给自由职业者提供更稳定的客源，他创立的“自客网”希望首先从拥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入手。但事实上，可能是职场新人在初获自由时更需要帮助。根据LinkedIn《2015年中国自由职业现状报告》显示，3年以下经验的自由职业者占比最高，达到33%，而20-33岁的自由职业者占比67%，也说明大多数自由职业者都是年轻群体。
我们采访的大多数自由职业者也都是新手，总的来说，他们的收入都比在公司时多了至少50%。工作了1年的自由撰稿人安克，工作2-3年的摄影师刘轩宇都是如此，他们称，自己现在即使最差的情况每月也有1万块。
不过前提是他们所处的行业相对稳定，并处在上升期。比方说，品牌对内容输出的需求一直都在，如今他们也不那么依赖传统媒体了，刘轩宇所处的几乎是摄影师最好的时代——近几年视频需求也越来越多。
但更多的行业并不这么幸运，薄锦的翻译工作月和月之间能差2/3的收入，淡季时，她得靠曾经在公司工作时申请的信用卡过活。胡梓琳回国后的1年半都没有收入，刚有好转，最近她签下的韩国艺人20场的巡回演出，又打了水漂。她熟悉的欧美或者台湾艺人在国内并不吃香，他们到国内开演唱会哪怕是商演，也必须经过广电总局审批，审批过程很复杂，有些厂商会直接放弃。
保险起见
自由职业者面临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拖欠款项，我们在采访中听闻了不下8次这样的事件，不分行业。“项目会有很多节外生枝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情况，哪怕就是最后的付款方式，也会有很多细节。”李然回忆到自己2年的自由工程师经历时说，幸运的是无论拖了多久他最后都拿到了酬劳，但他也时常在项目结束后被要求做维护工作或者是项目以外的事，当然，没有任何报酬。
“自由职业者这个状态，很多事情就不太好理清楚。”李然说。更糟糕的是，因为一个项目拖延时间，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李然原计划中的其他项目都无法准时完成。
安克也跟大公司合作过，“他们给钱很爽的，随便搞两下事情，一千块就来了，但那一千块要等半年，”之后她在谈合作时就规定必须一个月打钱，为了确保自己收入稳定，她还和一家公司签订了一份特殊的合约，每周出2篇稿件，有固定薪资，但不需要坐班，同时她也可以接其他公司的项目。
莫兆的解决办法在自由职业者中更常见：签合同时就让对方支付订金的一半价钱。设计师刘永畅是按比例结算，每完成项目的百分之30%就拿到30%的酬劳。
至于大部分人担心的社会保障，大部分自由职业者都认为那一点儿都不成问题。他们通常选择挂靠到朋友公司，或者通过淘宝找代理机构缴交。
薄锦购买了商业险，她认为，“商业险的效率和覆盖的广度和回报都高一点。”安克的父亲为她购买了一份境外保险，“国内保险会限制用药，境外保险可以用最好的药和病床，她挂不挂国内的（医保）都无所谓。”安克的父亲说。但这份境外保险可能价格不菲。
One-man Army
自由职业者一开始就有所预料、但后来才深切体会的问题是，自由很可能是需要学习的。
当然，你不用再参加那些“毫无意义和耗费时间的会议”了，可空余的时间未必会变多。以前是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日休息，“现在呢，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该休息？”自由职业者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难题，很多时候，只有截止日期能结束这场纠结。
自由撰稿人安克规定自己在前一天晚上必须想清楚第二天要去那里，做什么，“不能全程乱套”，一周开始之初她也会计划好这周要写几篇稿子，需要确定的事务。
薄锦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工作节奏，这种节奏不同于过去公司给出的规章制度，但也不会太轻松。起初，她去咖啡馆找节奏，但碰上了那个老掉牙的问题——一个人想去卫生间时带着电脑又不太方便，加上在外面办公的开销也大，她被迫回到家，但又出现了新的难题，在公司办公，潜意识会切入到工作状态，但一回家，就放松不想干活了。
之后她租房都会选择大一点的空间。“我一定要把我房间布置得明显区分出我的休息区和工作区，”她觉得这种做法很有效。
遇到类似问题的还有莫兆，当了9年的上班族，突然成了自由职业者他有点不适应。莫兆在自由职业的前3年租了3间办公室，都在住宅区，而非真正的商业办公楼，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它存在的意义是“这里有个具象的存在，它给了我心理暗示，你每个月要花几千块租这地方，你得赚回来啊。”他每天都去这间“办公室”，因为可以有种正式工作的感觉。
胡梓琳补充说，独立经纪人的工作还会让人觉得尤其孤独，过去她没有想到。“我们交流要特别小心，因为我们知道太多艺人的生活信息，这些是不能聊的。”但在经纪公司，一个艺人背后会跟着一个团队，遇到麻烦至少可以跟彼此诉苦。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她独有，许夏龙工作了大概一年后，兴奋感逐渐褪去，开始有了一种“脱离社会”的感觉。有半年时间，她白天一睁开眼就想要不要找个公司上班，晚上又觉得自由职业状态自己很喜欢。“这样想了一万次，每个人都会想一万次。”
前段时间，许夏龙参加了国家艺术基金举办的活动，有35位插画师一起参加，他们彼此聊得最多的就是孤独感。许夏龙说自己单身未婚还相对幸运，每当压力大她就会选择出门旅游，基本上每三个月一次，但其中有位设计师有了孩子家庭，“她不可能放着3岁的孩子不管，她的精神状态比我还要紧张一点，孤单感更强一点。”
犹豫
薄锦现在有点怀疑，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为一支队伍。这段经历让她有点儿不得不承认公司的优势，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和公司团队一起能做事情的规模是不同的，“大客户都直接去找翻译公司，不是我去找2-3个人就能接下来的，翻译公司不仅能提供翻译，还能提供整个打包的服务。”
张立欧虽说是自由职业者，但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客户的公司里工作，他说，没有团队的配合，他什么也做不了。
就连刚从事自由职业一年的安克也已经在重新考虑自由职业，或者，真正的问题在行业本身。安可和薄锦都有转行的打算。薄锦的想法差不多成形了，她考虑过在大型翻译公司工作，做一名项目经理，但在和公司的接触中熟悉了他们的流程和运作，她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3年5年10年，对于个人的能力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提升，无非是更熟练而已。”
一些更直观的压力还来自家人。不知道是否是巧合，我们采访的大多数自由职业者都拒绝自己的父母接受采访，答复说“可能不是很方便”，“这个就不方便了”。我们推断，很可能，自由职业在中国仍然是个敏感的家庭话题。
刚辞职时，胡梓琳的家人很支持她，鼓励她尝试一些新的机会。但那一年她完全没有收入时，父母开始动摇了，“干什么自己这么拼这么辛苦，不如回家里的公司上班，你一个人还要熬多久？”那一年时间里这样的对话至少有三次，每次会持续一整天。好几次父母几乎要把她说动了，胡梓琳说。
做了自由工程师2年后，李然今年年初加入了一家新公司，他觉得在公司能看得到清晰的升职轨迹和等级评价，但自由职业者本质上只是在“卖时间”，没法儿获得“持续成长。”“自由职业不是一个职业成长的方式，它是一个平衡职业和生活的方式。”李然说。
让李然高兴的事不只职业上的稳步发展。以前，他总是要和客户站在一条线的两边，现在李然和他们站在一边了，“公司的所有人都在为着一个产品而努力”。在这样的集体中，李然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做出更长远的产品规划，而以前客户要求他的只是——给出短频快的解决方案。
回公司
如果自由职业者想回公司，公司的HR对接受这群人还是有所顾虑。
他们认为自由职业者通常对自己水平认知、自我期许比较高，团队协作上会有问题，经常“一言不合就离职”。“因为他/她一直单打独斗嘛，现在突然在公司团队，内部要协调，考虑的情况比较多，有个别的就接受不了。”人人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兰雨说。
兰雨承认，大多数自由职业者的工作质量确实比普通员工高，兰雨用“野生”和“家养”做比喻，“野生”的自由职业者生存能力更强，必须把技能打磨得更好才能活下来。LinkedIn的调查也显示，平台上自由职业者拥有的技能数量是普通用户的2.17倍，联系人是普通用户的2.37倍，背书甚至达到3.62倍。
不过，让HR头疼的是，这些年轻人独立且个性鲜明，很多事都没有商量余地，比如薪水，比如周末绝对不加班。薄锦对此的解释是自己吃亏多了就必须强硬起来，对于酬劳这方面，她已经成了自己的法务，“我发现他们一旦超过我的界限，既使他的条件再诱人，我也会拒绝和他再次合作。”
如果客户提供的数据不完整或者错误，张立欧会要求把数据退回去让他们重做或者干脆终止项目，因为他的每分钟都是计费的，而他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你也可以说，如今职场上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
题图：blogspot（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立欧，李然，安克为化名）
